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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斯托克上的“花童”們
孫孟晉
上個世紀60年代文化的集體性名詞並不少：嬉皮士、五月風暴、新浪潮、新左派運動、馬丁·路德·金……但像伍德斯托克這樣的史詩般的聚會，一直被拿來憑吊的，或者用作更廣闊的幻想的，則獨一無二。
在40年前的紐約郊外發生的那一幕無法複製，更無法回潮，它像一場年輕夢想家的運動，在身體和內心突然走近的一瞬間，將音樂的盛宴轉換成了一次對愛與和平的朝聖。1969年8月15日至17日，40萬年輕人享受了一場關於烏托邦理想的最後洗禮。
翻開任何一本美國當代編年史，都會把嬉皮士的口號——“不要作戰，只要做愛”當作某個章節的標題，而伍德斯托克則是它的巨大的廢墟，被越戰的殘骸和一代人的夢魘祭奠著。也許，我們對於稱得上偉大的偶發事件，都會充滿畫匠一般的笨拙。然而，凡是在理想主義的外衣下濫觴的激情，幾乎都是被動的，甚至有一種情不自禁的集體自我毀滅的衝動。
現在再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會發現太多的巧合與難以置信，這構成了20世紀青年文化運動的華麗樂章，它的每一段自我犧牲的細節都被後來超現實的夢想供起，猶如人生的初戀即使紮緊著被遺棄，也會在野地裏開花結果。
經歷過伍德斯托克的人們，無論是如今的中産階級，還是潦倒的文化人，都會將那三天三夜的體驗當作人生的一道門檻——在黑暗與光明之間的解放。上個世紀60年代的最後幾年，“花童”(嬉皮士的代名詞)的純潔與無政府主義狀態是呈正比的，身體釋放和心靈慰藉也是呈正比的，他們對現實逃脫的無力和自發的狂歡欲求更是呈正比的。或者説，那個歲月本來要面臨的是一場西方反主流文化高歌猛進的輓歌，卻因為有了那場超越了音樂範圍的聚會而更顯悲壯與無極限。
從感受挫敗感到感受驚心動魄的大震蕩，從瀕臨災難的絕望到純真內心被徹底宣泄的大寫意，史詩就是這樣誕生的。它仿佛是用身體堆積起來的一場非宗教的祭祀，它也宛如進入另一個時代之前的最後一次謳歌。似乎那一代人的感性部分都在那三天得到了完美蒸發。
在今天看來，是四個無名小輩在一片牧場上隨意繪製了一張擁擠的地圖，然後是如蟻般的人流湧來，誰也沒想到他們聚在一起所達到的空前數量，誰也沒有考慮過他們是去撕破美國國旗還是隨著音樂飄蕩。他們把消極的一面和積極的一面都融于一身，在魔鬼的煙霧中超度，在泥濘的自由中清醒。他們本來是以棄兒的身份逃避，他們本來被自己的價值判斷迷惑，他們其實根本不知道明天的真理和原則，他們追逐著搖滾與民謠偶像的光環，這是一場告別的聚會。
伍德斯托克下了一場及時雨，這場雨的貢獻是讓幾乎所有人都以非常態的方式接近了大地：他們在泥地裏翻滾，他們在河水裏洗凈內心深處的骯髒。當太陽對這個時代的最後生命禮讚視如無睹的時候，他們想到了自己拯救自己。在往後整整40年的音樂盛會裏，類似伍德斯托克的音響一直沒有停止過，但接近於伍德斯托克精神氣質的，卻再也沒有出現過。
自發的激情匯成了大河，流淌到時代麻木的神經，它的衝擊力是難以想像的。我們也真的難以區分，草地上躺滿了幾十萬人，和刀鋒上站著一隻小鳥，這之間有什麼本質區別。無助和敞開，在轟鳴的工業文明裏都蒙上了令人憐愛的追光，我們紀念它是因為他們讓牧歌一樣的友愛出現在一個最最幻滅的時候。
有的歌手依然抗議，如裏奇·海文斯；有的音樂家本身就是致幻極品，如來自東方的拉維·香卡；有的人是來道別的，如詹妮斯·喬普林；有的樂隊是不砸東西不罷休的，如誰人樂隊(The
Who)；而有的人是為肅穆的天空彈奏出渾濁之音的，如吉米·亨德里克斯……有時候，你會覺得他們只是一場音樂盛會的伴奏者，他們如何精彩已經不重要，那裏曾經發生了一場把童話述説了七遍以上的神話。
歷史就是這樣，規模影響了本質，狀態影響了魔力。曾有人説伍德斯托克是混亂和鬧劇的代名詞，但詆毀它的意義，就等於在詆毀一次非功利的集體合唱。至少在那樣的赤裸著身體和靈魂的三天三夜，極少有犯罪發生。事實證明，反戰情緒進入低谷引發了以致幻物質為生，搖滾反主流文化的存在又引發了某種生命的躁動，而突如其來的高潮沒有事先的約定，也沒有夾在文化變更期的準備，它就是從High到High的詩情大發作，享受彼此成了人與人之間最樸素的人生哲學。
伍德斯托克的高潮來得很快，隨後就是另一個世界的到來。你可以把夢想扔向一片名叫伍德斯托克的天空，但它再也沒有回應，它無意中成了人類歷史的某個篇章。這個篇章終究被隔絕，也終究被描述過度，但逐漸地有了一條戒律，詆毀伍德斯托克的幾乎絕跡。
因為沒有人願意詆毀童話，以及或多或少掀起的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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