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票房價值很高的藝人,比如于魁智,但于魁智不會創造。藝人再好也不是中心,中心是各級領導。我們的藝術體制,總是在和藝術規律對著幹。
3月下旬的赴日一行,我收穫頗豐。其中之一,是有幸欣賞到日本“國寶級”歌舞伎大師坂東玉三郎主演的崑曲《牡丹亭》。
戲票于一個月前便預訂妥帖,演出是在有名的京都四條南座,進得劇場,水紅燈光灑滿水紅色絲絨沙發,一派華艷;觀眾衣冠齊楚且舉止端莊,氣氛安謐。待坂東玉三郎半場演下來,我已是眼淚汪汪:驚嘆他把一個中國古代青春少女杜麗娘從活唱到了死;感嘆他把已死的梅蘭芳精神復活在東瀛。
湯顯祖筆下的杜麗娘,經無數藝人的不斷塑造,已經趨向穩定。我想,坂東玉三郎扮演杜麗娘的成功,完全是他尊崇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和表現。他的唱詞是地地道道的漢語,劇場的字幕才是對應的日文。全劇從頭至尾、舉手投足皆可看出坂東玉三郎對《牡丹亭》心存虔肅。這虔肅不僅使一個名伶在進入角色時能恪守規則、兢兢業業,也使得他在創作的前前後後保持著自製與謙恭。當他一次次向觀眾鞠躬致謝的時候,我突然覺得坂東多麼像當年的梅蘭芳,比梅葆玖還像。是的,當藝人對傳統文化的虔肅完全凝聚於心,敬誠和崇拜也就成了自覺。人家完全不需要像我們這裡天天高喊“愛護經典”和“搶救傳統”的口號。所以,我對朋友説:“梅蘭芳的精神在日本,梅蘭芳的精神在坂東!”藝術世家出身的他勤習純化,一生靠本事博取名位。這原本很自然,如今到了我們的演藝圈已然是值得頌揚和深思的事了。
數百年的時間,中國戲曲由孕育形成到蔚然大觀。這其間仿佛有個無形的力量在那裏不斷地推動、調和,使中國戲曲按照時代的眼光,觀眾的情趣和美的規律去豐富、完善。清末,代表著中國戲曲最高水準的京劇,被這個無形的力量“製造”了出來。民初,既代表著舞臺藝術發展最高水準,又代表著中國戲曲體系的梅蘭芳,被這個無形的力量“推舉”出來。這種無形的“製造”和“推舉”,包含著多種因素。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是無數能人高手無條件地把自己的眼光、智慧和財力輸送給梅蘭芳,恰逢梅蘭芳本人又是個絕世天才。在這個天地裏,梅蘭芳是藝術的主宰。臺上是中心,台下也是中心。試想:當梅蘭芳登上舞臺,那清晰流暢的道白,多愁善感的表情,圓潤婉轉的歌唱,嫵媚多姿的舞蹈,連同十萬大洋的全堂行頭,都附著在他一個人身上,而他又只是在描繪著一個女人形象並述説著她的人生際遇的時候,你能不激賞癡迷嗎?而現在,這個無形的力量明顯地體現在坂東玉三郎的身上了。相反,在我們的演員身上則很難找,儘管他們也有了知名度。
曾有一個瑞士女記者問我:“你們不是也有票房價值很高的藝人嗎?”我説:“不錯,是有票房價值很高的藝人,比如于魁智,但于魁智不會創造。”這話恐怕需要加以解釋——不是于魁智不會創造,而是我們沒有教他如何創造。我們的學校是在培養聽話的孩子,是在搞取消個性的馴化教育。藝術學校則是在“批量生産”演員。出了學校到了劇院,演員的藝術再好,哪怕封你為“表演藝術家”,你也不是中心。中心是各級領導,身邊更無能人高手專為你編劇、譜曲、製衣、籌劃。劇院的目標根本就不是為了藝術,而是為了獲獎,特別是政府獎。似乎我們的藝術體制,總是在和藝術規律對著幹。要知道獲獎很容易,而“三年出個狀元,十年出不了一個唱戲的”啊。我常説:戲曲是徹底完蛋了,因為沒有人。這裡的“人”,不是指國家一級演員,是指角兒,大角兒,像中國梅蘭芳、日本坂東玉三郎那樣的藝人。
戲劇實踐表明,藝術改革在實質上當更注重中國戲劇精神品格的塑造和思考,戲劇功能的發揮應更注意對人們情操的陶冶和鑄造。看坂東,想梅郎。無論是梅蘭芳還是坂東玉三郎,之所以享有永久性的藝術聲譽,就在於他們能極大地保留傳統藝術的古典精神和美學形態,在審慎的變異中尋求與現代人的情感溝通。
話説到此,中國戲曲六十年間何以迅速衰亡,也就十分清楚了。
(預告讀者:5月6日-15日,坂東玉三郎先生將在北京湖廣會館公演崑曲 《牡丹亭》。——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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