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會想，我怎麼會認識這個人或那個人？有的人可能因為工作關係；有的人可能因為生活需要；有的人可能僅僅是因為時間的原因。而我與楊千的認識則完全是因為命運的安排——1977年，全國開始恢復高考。那時我還在雲南的晉寧縣插隊當知青。因為自小喜歡繪畫，“強行認識”了昆明著名畫家林聆先生，並“強行”拜他為師，學習上了畫畫。高考開始，原本很不自信的我，卻意外地考上了四川美術學院油畫係。而楊千當時在成都，據説是以高分的成績輕鬆地考進了同一個學院的同一個係。就這樣，我們便成了同班同學。更沒想到的是，我們會成為朋友並一直到現在 ——  一晃竟已整整二十八年！

　　記得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學校的球場上。那天下午天氣晴朗。我們班在那上體育課。我因為通知書發晚了兩個星期，從雲南匆匆趕到重慶，已開學兩周了，班上的同學誰也不認識。那天下午是第一次見到除了我們寢室外的其他同學。楊千那時的名字叫楊謙。戴著一幅黑邊的眼鏡，留著一邊倒的學生頭, 小白臉、不愛説話，有點憂鬱的樣子，象他的名字一樣為人很謙和。我心裏想，“這人長得有點小資。”我同寢室的秦明悄悄告訴我：“他就是西南考區的第一名——楊謙。據説他的素描畫得特別‘腿’（即很棒的意思），特別深入，而且往往是從眼睛的高光部位開始的。”哇——我聽了後的驚訝可想而知。當然我還是有點半信半疑。

　　很快，在令我最痛苦的素描課上驗證了秦明的這一説法。楊謙果然從石膏的眼睛高光開始一步一步非常準確地完成了整個一張素描！對這種極其不按教學步驟的方法進行作業，老師也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每一張石膏素描（包括難度最大的大衛頭像），他都能非常精確地完成。真是要形有形、要調有調，從不出錯。幾年下來，楊謙始終是班上的高分獲得者。

　　我是當時班上換寢室換得最多的一個人。先是與羅中立等同住，後又與周春芽，再後還與七八級的葉永青等人同居，最後一年轉到了與楊謙頭頂著頭地同住一個寢室。那年代大家都喜歡比誰更勤奮，更能讀書讀到最晚。我們倆因為是頭頂頭的床舖，因此當熄燈後也就自然用同一根蠟燭。但我發現常常還是熬不過他，大多數時間是由他控制吹熄蠟燭的權利。同時楊謙也是班上幾個為數不多的古典音樂發燒友之一。畫畫的時候，一個是他，一個是何多苓都會情不自禁地吹著某一位古典大師的某一段音樂旋律的口哨。當然也常常會遭到某一位嚴厲的教師地強行禁止。他和何多很高的音樂素養是公認的。甚至何多會説自己的音樂史知識比美術史知識還好。説實話，我有時會懷疑楊謙是否考錯專業了？因為在繪畫上他不屬於那種要做“前衛藝術家”的人。雖然後來他也喜歡嘗試各種方式進行創作，但我總覺得他的骨子裏仍然是一個“浪漫主義的小資”。在他的成名作到後來的鄉土系列中，都能感受到這一點。但是就是這樣的人最終還是沒能逃脫“美帝國主義”的洗禮，所以才有了後來的“楊千”這個人。

　　1984年，楊謙終於等到了美國的簽證。赴美之前，他特意來了一趟雲南看我，並去了一次我和大毛、葉帥常去的圭山，畫了一堆後印象風格的風景，還選了兩張送給我。我一直保存至今，可惜有一張在我在重慶教書的歲月中被老鼠吃掉了。從大學畢業後，尤其是他去了美國，由於身處兩地，我們開始了漫長的通信之途。通過他，我一點點地開始知道了美國。就在他為生存奔波拼搏的同時，還時不時的沒忘了要給我寄上一些美國的畫冊，其中有一本就是我所特別敬仰的美國抽象主義大師羅斯科。這些書曾經陪伴我渡過了在重慶的那段漫長而又陰暗的歲月。而他的每一封來信我總是讀了一遍又一遍，竭力在那些細小的字裏行間中去揣摩和想像我們夢中的”偉大美利堅”究竟是怎樣的？記得有一封來信中，楊謙曾畫過一幅漫畫，畫上是我們兩個人同時在看月亮，我在説：“謙兒，你看月亮好圓喔……”他則在説：“是不是喔？……”月亮上寫著“美國”兩個字。

　　楊謙也常常將他的新畫照片寄給我：畫得有迷茫的女人體，也有把兩張不同的世界名畫並置在一起的，與他在國內的風格完全徹底改變了。同時他也用垃圾做一些小型裝置，還用一種比較詭異的辦法拍攝一些人物的肖像或女人體。在美國做的這些作品中，他的“浪漫主義小資”似乎隱藏起來了？取而代之地是一種觀念性和技術性相結合的”理性作品”.或許是美帝國主義實在是太強大了，以至於把我們的浪漫主義謙兒活生生地給逼成了一個迷茫而又虛幻的“憤青”了 ？

　　我特別羨慕楊謙的有三點：第一，“失憶能力”很強。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楊謙屬於那種心很寬的人.表面溫柔謙和的他，實際上在個人生活的道路上經歷了很多的波折。但他總是能很快地把那些換個人會痛苦一兩年的事給消解掉，頂多嘴上哼一句：“錘--子！”在美國的十八年闖蕩中，他經歷過從窮學生到一個能賣畫的職業畫家。曾經有房有車 ，也收一些古董，可稱之為中産階級的生活了，到後來由於一些其他原因再次跌入低谷，最後懷揣著兩萬美元重回祖國…… 如此折騰，換了我估計要得憂鬱症了。也許正是他的這種健康積極的心態，成就了他能始終如一的面對一次次的波折而重新開始，對待今天複雜多變的藝術和生活而保持著一個“新人”的姿態。如今看來,這種“失憶的能力”使得楊謙在生活場景的多重變幻中（成都——重慶——紐約——北京）圍繞著自己的藝術理想而倖存了 下來；另一方面，也使他跳出了傳統藝術家的對風格主義的過分迷戀。

　　第二，“現實主義”的態度。記得1996年我第一次去紐約，楊謙來機場接我們，一起吃了晚飯，當走進地鐵時，楊謙對每一個朋友都反覆地交待：身上要帶20美元，以免被打劫時丟了命，別站得離鐵道太近，以免被黑人從後面揣上一腳等等。第二天，他領著我們開始參觀蘇荷的畫廊區，聽著他非常嫺熟地介紹某某畫廊的背景，某某藝術家的發展情況。我們都十分敬佩他對紐約當代藝術的了解。想到很多國人來到美國後開始放棄藝術，或者回到中國傳統，似乎開始理解他在美國的繪畫風格，以及他的流利的英語。他屬於那些為數不多的試圖將自己全部融入到美國的當代藝術氛圍裏的人（除了頑強的四川飲食習慣外）。憑著這種“現實主義“的態度，促使他能在最陌生的環境中頑強地學習，頑強地生活，頑強地探索，孤獨地創作。這也是為何他能在回到北京後，在面對重新變得陌生的藝術環境中，僅用了很短的時間調整自己，迅速進入到中國的當代藝術隊伍中，成為一個令人欽羨的藝術家。

　　第三，思維的靈活性。我常常覺得，楊謙（對了，現在已是楊千了）不是一個“很老實”的藝術家。從大學時代起，他就可以從一種風格迅速跳到另外一種風格。他在鄉土時期，一邊可以畫具有細密風格的風俗畫，同時也可以畫出野獸派風格的作品。到了美國，似乎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去用各種材料表達他不同的感受。回到北京，成為了如今的楊千，一個新人，他同樣有足夠的理由開始在圖片、小型裝置和繪畫中來回自由地遊蕩，直到最近的“活動繪畫”。2002年,楊謙離開美國回到北京,在花家地西裏租了一間小畫室,每天埋頭苦幹，差不多隔一兩天我就會聽他談起自己完全不同的藝術想法。直到我看到他的“浴室”作品後，很不禮貌地“強行建議”他就這樣畫下去吧，免得被他弄暈掉了。當然，迄今為止，他的“浴室”作品是我最喜歡的。包括發展到後來的水珠和大臉。我總覺得這批作品中使我看到了一個我所熟悉的楊謙——憂鬱的、敏感的、帶點點“風流”的（浪漫的）、靜默中含著灰色的詩意、流動的曖昧、迷茫之中卻又蘊涵著古典的情懷，在聰穎、多情善感的下面是一顆渴望超越的心靈。

　　如今的楊千，已成為了一隻令很多人羨慕的神奇“海龜”——拿著美帝國主義的護照，回國討了美麗賢惠的新娘，在藝術的征途中茁壯成長，超大的畫室，涌涌不斷的藝術構想及大把的美金……一切似乎都在向著大多數人的夢想的王國靠近，再靠近。時代的變化太快了，生活的變化太快了，我們徘徊在失憶與記憶的矛盾狀態中，剛剛準備痛苦的時候，卻又被許多意外的驚喜打斷了。從楊謙到楊千，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們這一代人所被迫承受的時代變遷。也許我們應該感謝這個多變的時代，它使我們在有限的時間之中卻經歷了多重生活的刺激和快感？也許我們應該慶倖自己的命運，它引領著我們不斷地向前奔跑，以至於無法顧及身邊地閒花野草，甚至沒有時間去重新翻開我們那些已經陳舊的日記？也許我們應該學會去理解這個變得日趨冷酷的生活，至少它使我們從中恢復了早已變異的“狼性”? 在我們被迫接受種種多變而又單調的生存環境之時,我們的記憶只會使人陷入無益的憂鬱與惶恐之中——這個古老而又永遠糾纏著人類不放的病種？

　　再過一月，楊千在國內的首次個展就要開幕了，我真誠地祝福我的老同學老朋友，在這條充滿變數地道路上，一路走好。

2006年 11月11日淩晨1點38分
                                           第一稿完成于望京
                                         2006年11月13午2點15分
                                           第二稿完成于上海虹口

楊千：繪畫的出走

鏡中之像與身後之影——關於楊千的油畫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