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著經濟形勢快速良性發展，民營經濟實力大幅度的增強，國家在政策上也逐漸開始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文化藝術事業，民營性質的美術館與博物館開始迅速發展，並已成為美術生態建設中的重要環節。自上個世紀末以來，民營美術館在我國先後經歷了1998年、2002年、2007年三次建館浪潮。近幾年，由於文化訴求的不斷增強、文化政策的逐步出臺以及民營資本的注入等多種因素，民營美術館再一次迎來它的建設高潮，民營美術館的春天悄然來臨。但是，中國的民營美術館著實才剛剛起步，存在著諸多的問題，下面從三個方面探討現階段民營美術館的發展困境。
一、缺乏長期的運營機制
我們知道，美國首批美術館興建於19世紀（如大都會美術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870年），從成立伊始直至20世紀早期，那些擁有鉅額財富的資本家一直是美術館發展的主要支援力量（如紐約現代藝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 1929年，惠特尼美國藝術美術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1930年等）。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逐步開始成立基金會來支援藝術項目，1965年，美國國會通過立法，建立“國家藝術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NEA)，開闢了一條聯邦政府介入文化藝術機構的模式（美國並沒有像中國的文化部這樣管理文化事業的職能部門，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對於本國的文化事業放任自流，而是借助國家藝術基金會、國家人文基金會等非營利機構，實施間接性管理）。1967年，多位企業家聯合成立了以商業為支援的非營利組織：商業藝術委員會(Business Committee for the Arts, BCA)，鼓勵商業支援藝術，開啟了商業資助藝術的模式。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出臺一系列政策支援文化事業，具有代表性的即“同額免稅”政策……個人、企業、基金會成為支撐美國美術館事業的主要力量。正是這樣一種“多元”資金流的注入，使得美術館在獲得維持其生存的資金成本的同時盡可能的保持了其自身發展的獨立性。
反觀我國十餘年的民營美術館發展之路（嚴格意義上政府認可的民營美術館始於2006年），單一的資本支援以及同地産項目結合成為民營美術館運營的典型模式。這一模式的主要癥結在於：其一，一旦企業出了問題，資金難以維繫，民營美術館便只能面臨解體，上個世紀成都上河美術館以及瀋陽東宇美術館皆遭遇類似的命運；其二，單一資本控制下的民營美術館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企業行銷的一種手段，企業通過藝術活動積累社會聲譽，甚至通過美術館運作轉入文化産業，喪失美術館自身發展的學術獨立性，不利於美術館事業的發展。因此，對於美術館而言，脫離企業獲得獨立身份，進而與商業機構建立合作獲得贊助與捐贈，並享有國家優惠政策便成為關鍵。與此相配合，制度建設必須跟進，這是因為“同額免稅”等政策是美國企業將資金作為捐贈而不是投資給美術館事業的直接動因。
二、明確的定位與專業的團隊
關於民營美術館的定位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美術館職能的定位，我國美術館事業開始較晚，甚至於中國美術館這樣的國家級館，在建館初期也只是被命名為“中國美術展覽館”，造成長期以來我國的美術館從設計到運營多是圍繞“展覽”這一單一功能展開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美術館的綜合功能。其二是指美術館自身在大的美術格局中的方向定位。相對於盧浮宮側重於古代藝術、奧德賽側重於西方19世紀藝術、蓬皮杜側重於現代藝術、凡爾賽側重於宮廷藝術而言，我國目前的美術館往往定位模糊、盲目。正如邵大箴教授指出“部分城市建設美術館的目的似乎是為了裝點門面，結果變成了一個形象工程，至於美術館如何才是合格，怎樣定位，應該收什麼，藏什麼，展什麼，並不明確。”明確的學術定位對於一個美術館來説至關重要，而且這樣一個標準的制定不應該體現在市場上，市場對學術造成了巨大的衝擊，然而學術對市場卻沒有制衡的力量，“資本攪動文化”是當下美術領域中存在的嚴重問題。無論是研究展示當代藝術的還是弘揚傳統文化的民營美術館，明確的學術定位都其核心競爭力的體現，美術館的收藏、展覽、教育等工作都是圍繞學術展開的。實質上，海派美術館、新浙派美術館等無疑都是很好的選題。
潘公凱先生在談到美術館專業人才時認為，多數美術館建築都存在嚴重缺陷，不合格的不在少數，這是因為主管方、設計方對美術館的專業規範要求不熟悉，一些美術館從館長到專業部門成員，95％都不是專業出身。設計師對美術館的功能也不清楚，以致新建美術館空殼現象也正變得十分明顯。這突顯出一個問題，相對於雨後春筍般發展的美術館興建浪潮，專業人才隊伍培養顯得尤為滯緩。美術館人才緊缺可以説是導致美術館在教育推廣，觀眾開發，學術研究等基礎性功能不足的重要因素。正因為此，美術館人才培養機制的建立也顯得刻不容緩。
三、美術館文化
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蔡元培先生便將美術館、博物館等作為其社會美育的重要方面，在他那裏，對於美術館的期待並不僅僅是一個展示、收藏、保存的功能，還希望發揮其“藝術對人類意識發展具有的教化作用”， 使其能夠對社會文化發展産生影響，能夠提升觀眾的審美趣味以及培養公眾的政治及社會美德。毋庸置疑，這樣的一種認識影響了人們對待美術館的態度。或許正是在此種意義上范迪安認為“‘公眾的美術館’是美術館建設的最高階段。”換言之，美術館的教育功能，美術館在其國家、民族、社會中的角色與作用或許才是美術館的核心與價值所在——這恰恰也是“美術館文化”的精神體現。
在西方，美術館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臉面，也是國家的支柱産業，是建設高度精神文明的教育基地。實質上，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美國就曾對“美術館”是為那些接受過藝術教育，並且對藝術與審美有一定認識的人而存在，還是為盡可能多的普通公眾提供藝術教育引發廣泛爭論。後者逐步得到支援，即美術館（藝術博物館）從根本上來説是一個教育機構，應該把教育發展納入博物館學的核心內容。1939年，美國卡內基公司主席凱佩爾（Frederick E. Keppel）寫到：“美國博物館已從強調保存功能，轉向了對教育潛能與其他服務功能的強調，這一趨勢幾乎在全國各地已成為事實。”1972年，在得到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博物館專家組的資助後，美國博物館教育委員會（the Council on Museum Education）重組成為美術館教育委員會（the Council on Museums and Education in the Visual Arts）專門致力於美術館教育領域的研究……
正如陳丹青所言，“造一個美術館並不難，出現一個美術館很快，但是對美術館要有一個正確的認知，能夠利用美術館，在我們的國家、社會做活動、發生文化影響非常難……”誠然，相對於西方美術館來説，國內美術館無論從數量、規模還是完善程度上都處於起步階段，而民營美術館離真正意義上的美術館文化還相去甚遠，但在起步的時候就緊緊抓住“美術館文化”建設的核心命題，在某種程度上無疑會成為加速我國美術館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我國的民營美術館的春天已悄然來臨，但就其目前存在的諸多問題來看，這無疑是一個“乍暖還寒”的初春季節。
此文發表于《美術觀察》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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