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北京望京那座直接把世博中國館“壓扁拔高”的雕塑進入公共視野時，民眾的嘲笑之聲幾乎蔓延了所有對這個新城市雕塑的評論中。朝陽區有關部門解釋這是望京地標性建築，目的只是方便居民和路人在迷宮似的地形中認路。網民們認為這是件缺乏美感的山寨作品，近在咫尺的中央美院更怕由此背上黑鍋，被當作這件“作品”的始作俑者。而實際上在中國，這樣的雕塑每年都會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誕生在各個城市的中心，單是最近一段時日形成熱點的，就有河南宋慶齡基金會的“黃河女兒雕塑”和西北大學裏被篡改成校董面容的雅典娜和女媧。我們今天的城市雕像已經走出少女讀書和喂鴿子的小品階段，邁入體量巨大的神話英雄時代，但仍不免成為笑柄。
由“一把手”來做？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醜陋的城市雕塑?
提起近來被網上熱議的幾個案例，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文化學者吳祚來説，這顯然是“一把手文化”的産物：“上次有學者提到‘一把手文化’。現在一些城市雕塑項目，一拍腦袋就做出決策，找一個公司就設計出作品。既沒有藝術家、評論家把關，也沒有民意徵集。無論是西北某大學的雕塑，還是望京地標建築，顯然都是這種一把手文化造成。”“但這種城市公共雕塑的亂象暴露在當今發達的網路世界中，不想接受公眾監督都不行，一經上網，就醜態百出。如果要樹一座城市雕塑，應該考慮到它應該存在上百上千年，有這樣的心態去塑像時，才不會亂套。現在的問題是，怎樣通過法規制止這種亂象。無數的雞肋被造出來，拆了可惜，不拆又讓人看了煩心。造成的損失無人來承擔，並沒有一個責任追究制。”
當鄭州那座高逾24米的巨型雕像完工近尾聲時，人們無法清晰地定義它到底是什麼。照理説它是當地宋慶齡基金會為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專門定制的人物石材雕像。雕像的創作者也承認就是按宋慶齡的形象而作，建成後卻被官方忽然改口成了“黃河女兒”。對於這個穿民國旗袍、挽著發髻的“黃河女兒”，負責人的回應和日前西北大學現代學院的校方回答極其相似：“你們見過黃河女兒什麼樣嗎?”“有人見過雅典娜和女媧長什麼樣嗎?”
由藝術家來做？
有的聲音説，讓城市的公共雕塑全權交給藝術家，其他有關部門在決策中參與的比重要降到最低最佳。中央美院藝術學院的研究學者海軍卻認為，這種做法在過去幾十年裏失敗的例子也很多。他説：“一個公共地標建築或雕塑項目是協作的産物，不是一個單一藝術家的作品。它代表了多方的立場。而任何一方的立場或審美趣味産生偏差，結果都會非常惡劣。在這種環節裏，一個藝術家創作者在協作中佔的比重大小，並不起決定作用，創作只會是這種項目中的一個環節。所以，我們真正該呼籲的，不是説在這種項目裏由某個藝術家或者某個機構的力量佔主導性，而是該呼籲一個健康的協作機制。協作方們的立場和價值觀，創造這個公共雕塑的動機等等都是良性的時候，才有可能産生一個和諧美感的作品。沒有詳盡的溝通交流，沒有統一的立場來協作，必定會産生一個怪物。”
理想的城市雕塑什麼樣?
XD建築師事務所徐東昕談起這些廣泛存在於中國二線城市的公共建築時，他説：“最根本的問題是，負責這種項目的設計師、城市管理者和地産商想給這個城市帶來些什麼，是積極或帶給人愉悅美感的藝術作品，還是滿足私欲的建築和雕塑?”
徐東昕説，私欲不一定指某一個人。在民眾的公共空間裏，個人、企業、體系的私欲都可以被稱之為私欲。“在當下中國，城市建設和設計上本身功能性的問題已經非常多，這時候那些作為醒目地標的公共雕塑們，本來可以起到緩解生硬線條的點綴作用，但結果卻是讓城市風景變得更糟糕。”
“不要認為這只是某個決策者的單一審美低下造成。近幾十年，中國從城市管理者到城市規劃師再到設計師，運作公共建築雕塑的産業鏈早已不是初始狀態。我在拉斯維加斯，親眼見過無數來出差考察公共建築項目的官員。曾經和一個市委書記聊天，他説他去過一百多個國家，住過世界上幾百個五星級酒店，他比我見過的歐美建築更多。那麼可見，在當下，中西方審美在決策層這一方面不存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那麼問題出在哪兒了呢?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難看得要命的建築?——核心體制上的問題。”
當年羅丹為加萊政府在市中心所塑“加萊的義民”，至盡仍矗立在裏席爾廣場。這種沉澱了城市歷史和藝術家巨匠心血的作品，在歐洲各國的市中心都是極為稀鬆平常的風景。而在文化古國的華夏之地，要在城市中央找到一座百年以上的地標雕塑卻實是難事。那些城市中央的雕塑們，每一天，都在融入人們的日常中。人們每日匆匆地路過它們，這個城市的孩子們從小注視著它們。而如果這些本該是記錄了城市歷史或帶給人愉悅美感的藝術作品，卻只是枯槁而急功近利單純滿足某些私欲的粗陋之作，而長年累月存在於公共視野的雕塑們，會構成怎樣的中國城市景色?
希望還來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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