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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展界，被選為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就好比得了諾貝爾獎。在任命後的幾個月裏，這位幸運的獲選者——以往通常都出自專業的小圈子裏——會成為公眾人物，每一個策劃決策都會被品頭論足。負責籌劃今年6月的這出國際展覽大片的比奇·庫裏格（BiceCuriger）就有這樣的遭遇。雖然深受圈內人的推崇，瑞士藝術史學家、Parkett出版社聯合創始人比奇·庫裏格一直是比較低調的，悄無聲息地在蘇黎世美術館籌劃了許多大牌藝術家的展覽，如西格瑪爾·波爾克、喬治亞·奧基弗和馬丁·基蓬博格（Martin Kippenberger），她從1993年起一直在該美術館供職。眼下威尼斯開展在即，她向ARTINFO英國站解釋了備受關注的展覽主題——“ILLUMInations”（光國），解釋她為什麼選入丁托萊托，為什麼雙年展和奧運會毫無關係。
問：有沒有想過自己會做威尼斯雙年展？
答： 雙年展主席保羅·巴拉塔（Paolo Baratta）給我來電話的時候，我還以為他要向我徵求對候選人的評價。不過幾年前一位前雙年展主席就曾找過我。
問：這是不是説這件事已經醞釀了很久？
答： 是的，不過我很清楚如果你不是個紐約博物館的策展人，那是很難受到注意的。我做過很多展，但除非它們是在6月的巴塞爾藝博會或者文獻展上出現，否則行內人根本看不到。這倒無所謂——我對蘇黎世美術館這份工作很滿意，就算不做威尼斯我也一樣很高興。不過真的能做可太好了。
問：你給本屆雙年展取的主題是“ILLUMInations”。這些大寫有什麼意義？和你對本屆雙年展的策劃佈局有什麼關係？
答： 我喜歡通過一個詞來表達一個概念。“ILLUMInations”針對的是光，朝向藝術的經典主題，我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藝術上，而不是事先生造出一個對世界的看法，然後再據此去選擇藝術品。這個標題同時也強調了感知和思考，以及國家的概念，後者是雙年展的一個重要元素。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在爭論國家館的問題，覺得這是和時代相悖的，應該予以取締。但國家館始終存在著。如果我只是一門心思地琢磨展覽的事，忽略其他任何問題，那就太過瘋狂了。
問：那麼你認為“國家館”的概念沒有過時？
答： 對我來説這不是重點。我又不能去改變它，但我喜歡去研究它，具體去看待這種模式的歷史。羅伯特·弗萊克（Robert Fleck）就這個問題寫的那本小冊子副標題叫“一部二十世紀史”，以及一句恰如其分的話：墨索裏尼和希特勒從吉亞蒂尼走過。思考這些館的創建過程和原因，實在令人感嘆。官方代表和藝術家的作為之間的對峙也是很有意思的。
問：你選擇了三件丁托萊托的畫作。這幾乎等於是在説：“讓我們重新思考當代‘雙年展’應該是怎樣的。”你是這麼想的嗎？
答： “雙年展”永遠是關於當下的。但通過收入這些畫作，我其實是跟“雙年展模式”開了個小小的玩笑。當代藝術是一個非常自省的領域，從來沒有超越現代主義的歷史。丁托萊托的作品是一種對當代藝術領域和藝術史領域的挑釁。這兩個學科都受傳統所限制。看上去像是挑釁，但其實也是一個小小的姿態——我想做的無非是越過鴻溝傳達一點東西。威尼斯呈現了一段非凡的歷史，如果只有當代藝術那會是很彆扭的。
問：策展人是個艱難的工作，有時候得面臨立與廢的抉擇。你覺得你的雙年展會引起爭議嗎？
答： 當然會。你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的，但我不在乎自己被批判。威尼斯之後我還是繼續過我的日子。幹怎麼做就得怎麼做，我在這裡是和藝術家合作的。
問：你選取的藝術家格外的年輕——許多藝術家都是三十齣頭，有的甚至更小。你是刻意要關注年輕一代嗎？
答： 我們分析了數據，發現三分之一的藝術家在35歲以下。我一直覺得雙年展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把年輕藝術家推薦給了更廣闊的受眾。但我也因為一些具體的原因收入了許多年長一些的藝術家。為雙年展策劃跟為美術館不是一回事，展示年輕的一代是其中一種重要的差異。雙年展不像藝術館，不需要在介紹年輕藝術家這種事上面權衡。觀眾也希望看到更新的當代藝術。
問：喬納森·瓊斯（Jonathan Jones）在《衛報》中説，雙年展策展部分公佈的藝術家名單和任何大型藝博會都不一樣。你對此有何評價？
答： 有的策展人會刻意做一些跟市場相悖的事情。但市場是很強大的。一旦你找到了某一個藝術家，事情就不由你的控制了。藝術家不是可以隨便擺動的東西——如果他或她的作品買的好，是不是表明作品已經失去了意義?當你喊出了這樣一個論點，所有的問題都必須得到解答。我在Parkett做了27年的出版，我們都喜歡慢工出細活。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想錯過好時機。如果有人想表達某個想法，那這個世界就應該允許他。
問：代表美國參展的阿羅拉和卡爾薩迪拉（Allora & Calzadilla）宣稱他們會和運動員合作來創作美國館，讓人感到威尼斯雙年展是藝術界的奧運會。你怎麼看這種比較？
答： 和藝術以及藝術品不一樣的是，體育有非常分明的結果。在國家身份中的藝術問題就沒那麼分明瞭，你可以穿上一件T恤，上面寫著“義大利”或“塞內加爾”。所以我相信兩者是截然不同的，但這一個主題能涉及到也是好事。同樣和奧運會很像的是，威尼斯是有獎金的，比如金獅獎表明有所謂的“最佳”藝術家。 所有這些都無非是一種社會符號，用來表達對一個藝術家的認可。我不能去反對這些作法。我愛藝術家。我認為他們應該得到認可，所以我很樂意照著遊戲規則玩。
問：你曾經邀請四位藝術家（莫妮卡·索斯諾斯卡、弗朗茲·韋斯特、宋東和奧斯卡·圖阿遜）來創作“側館”，用於展示其他藝術家的作品。這個想法實現的怎麼樣了？
答： 在威尼斯，通常都是一些大型的展覽，展示的是一組一組的藝術品——特別是狹長的“軍械庫”空間。我想找到一種方法把藝術品更緊密地交織起來，這個方案目前看來還是有意思的。在“側館”裏，身份和國別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融混。奧斯卡·圖阿遜（Oscar Tuazon）做了一個展示阿西爾·門迪札寶（AsierMendizabal）作品的側館。他們對此進行了許多交流，但是奧斯卡在不斷改變空間，有時候阿西爾會説：“我不能在這樣的空間裏工作。”側館是兩個藝術家之間的協商，跟我一個人説這個放哪兒那個放兒有很大的不同。
問：你希望後人怎麼看你的雙年展？
答： 一場華美、寬容、光彩四射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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