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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莫名其妙“被署名”，後又被人指責“抄襲”，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深陷“剽竊門”旋渦。相比方舟子遭遇的“血光之災”，范覺得那些人身攻擊和謾罵是文化圈的一種“軟暴力”
“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先莫名其妙“被署名”，後又被人指責“抄襲”，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深陷“剽竊門”旋渦。事件一齣，廣大網友稱“這是中國藝術界的一次地震”。
11月13日，《方圓》記者來到中國美術館，見到了深受“剽竊門”困擾的主角——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採訪過程中，他顯得有些疲憊不堪。
“這些人身攻擊和謾罵，可以説是文化圈的一種‘軟暴力’。現在文化圈比較複雜，比較混亂，冒用名家名義的作品經常出現。吳冠中先生的畫那麼出名，假如有人以吳冠中先生的名義畫了一幅假畫，難道吳冠中就應該對假畫負責?再假如，我的一篇作品，用黃以明的名字發表在某個網站上，然後我轉身就告黃以明，黃以明就一定剽竊了嗎?這麼做有道理嗎?”范迪安説。學人黃以明則堅持認為范迪安“剽竊”了自己的作品。
一年來，有關這場官司的討論一直沸沸颺颺，在網路上也出現了“挺黃派”和“挺范派”兩大陣營，網友發帖、跟帖不斷，各種極端或者偏激的謾罵也不乏其中。
“剽竊門”事件似乎並不複雜，但又顯得撲朔迷離。
禍起：網站登載“藝術評論”
故事還得從四年前説起。
2006年3月15日，台灣藝術家蕭長正在北京的中國美術館舉辦了名為“空間想像——蕭長正的穿透雕塑展”的個人雕塑展。由於是兩岸的藝術交流活動，作為中國美術館館長，又是展會的策展人，范迪安為此次雕塑展寫了一篇300多字、題為《超越界線》的前言。
此次展覽結束的幾個月後，兩個介紹土特産的網站——“中華特産網”和“全球特産網”分別於2006年8月15日和2006年9月7日，登載了一篇名為《我的森林與自然精神》的文章，署名為“范迪安”。
這篇文章評論了蕭長正“空間想像——蕭長正的穿透雕塑展”的藝術造詣，全文1600余字。
2008年6月，黃以明突然發現，《我的森林與自然精神》一文的內容與自己早期的作品——《自然精神的現代構成》一文的內容“驚人的相似”。據黃以明介紹：2000年9月份，他獨立創作、評論蕭長正雕塑的藝術著作《自然精神的現代構成》定稿于廣西北海，後正式在台灣《藝術新聞》雜誌發表;2005年4月，蕭長正出版個人作品集《蕭長正》，前言收錄黃以明《自然精神的現代構成》7000多字，署名為“北京藝評家黃以明”。
比對二文，1600余字的《我的森林與自然精神》幾乎是從7000余字的《自然精神的現代構成》中成段摘取，拼湊而成。
用黃以明的説法，事後其在網上搜索，“空間想像——蕭長正的穿透雕塑展”2006年在大陸舉辦後，除了兩個“特産網”，還有多家網站也轉載了《我的森林與自然精神》一文，有的網站文章署名為“范迪安”，有的網站則沒有署名。
由此，黃以明認為范迪安“剽竊”了自己的作品。
范迪安對此感到很困惑，他在今年2月4日接受《檢察日報》採訪時曾表示，“自己當時僅寫過一篇300多字、題為《超越界線》的短文作為蕭長正雕塑展覽前言，此外再未寫過有關評論蕭長正作品的任何文章。怎麼網路上會出現署名‘范迪安’的《我的森林與自然精神》評論文章呢?”
2009年12月8日晚，正在出差的范迪安被一友人告知：有一篇署他名字評論蕭長正雕塑藝術的文章刊載于網上，被一位叫黃以明的詩人指責“抄襲”。
范迪安即通過電話詢問蕭長正，是否在畫冊或其他媒體發表有關評論文章。蕭長正告知范迪安，約10年前有一位名叫黃以明的先生寫過一文，評論他的藝術。
升級：一石激起千層浪
自己先莫名其妙“被署名”，後又被人指責“抄襲”，范迪安很生氣，他亦能理解黃以明的心情，於是先後電話、短信和黃以明瞭解、溝通此事並表示：自己從未抄襲黃的文章署名發表，對被冒名竊文一事此前也未發現。
范迪安向黃以明明確表示三點態度：一、對他的著作權被侵害表示氣憤，作為同道學人，大家都特別痛恨自己的作品被人剽竊和盜用;二、支援他在維權上採取的合法行動，如需自己澄清事實，將予配合;三、在此問題上，自己也是受害者。文人著述觀點、角度各有不同，我們彼此的文章都有個性風格，網站冒用我的名字發表文章，我也同樣不能接受。
不過，黃以明沒有明確表態。
2009年12月，黃以明在網上發出了《請大家看看：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就是這樣剽竊的》等文章。
“中國美術館館長剽竊他人作品?”一石激起千層浪，多個論壇上甚至打起了“口水仗”，更有網友把這場官司喻為“武林快報：丐幫幫主黃以明棒打岳不群”。
挺范派指出了“無賴黃以明誹謗范迪安先生的十個疑點”，對此表示“ 憤慨!這年頭什麼人都有，簡直是不要臉!”
黃以明則以實名身份發帖怒訴：“范迪安發動媒體圍剿對我公權迫害”，指出“很多媒體似乎已經被他一雙隱形的大手操控，很難報出我原告的聲音。”
“挺黃派”甚至發出了：“請不要抱走別人的孩子——有感於黃以明先生的《自然精神的現代構成》被剽竊”、“農家女兒被大戶強姦”等尖銳的“罵聲”。
2010年1月29日，黃以明訴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第一被告)、台灣雕塑家蕭長正(第二被告)、中華特産網法人浙江金華奧托康特種生物開發中心(第三被告)剽竊其學術著作，北京市東城區法院立案。
該案因涉臺，管轄權上提，案件被轉移給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審理。
在訴狀中，黃以明是這樣“認為”事情經過的：其獨創完成了《自然精神的現代構成》一文，刪改後首次發表在《藝術新聞》雜誌，對涉案作品享有完全的著作權。第一被告范迪安係假冒署名的“作者”。第二被告蕭長正及其作品係涉案作品的介紹對象，由於原告發表作品時由第二被告經手，所以第二被告也是涉案作品發表時的發表原稿除原發雜誌以外的唯一知情人，正是第二被告為了自己的展會宣傳提供了涉案作品。第三被告浙江金華奧托康特種生物開發中心繫登載涉案作品的侵權網站“中華特産網”的所有人。
法庭上，黃以明還“判斷”：“上述三被告為了商業與政治運作的需要，為了宣傳及銷售雕塑作品，共同策劃實施系列侵權行為，在第三被告的“中華特産網”及其他媒體上，未經原告許可，由第二被告提供，長期將原告創作的涉案作品《自然精神的現代構成》原文內容(包括節選)以第一被告范迪安為該文作者登載宣傳，供廣大民眾瀏覽傳播，公然否認作者係原告的基本事實。”
黃以明在訴訟中要求范迪安、蕭長正公開道歉，並要求賠償損失費人民幣100萬元。
“我自己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被署名’了，何來所謂的‘為了商業與政治運作需要’?簡直是可笑至極!”對於黃以明訴狀中的相關內容，范迪安認為純粹是“子虛烏有”。
“范迪安先生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被署名’了，於是黃以明開始了所謂的依法維權。我們當然歡迎原告黃以明依法維權，並且支援這種維權的法律行動。因為原告黃以明先生署名權被侵犯的同時，被告范迪安先生的姓名權和名譽權也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不僅有人冒充范迪安先生向網站投稿，而且還有人以此為藉口上綱上線詆毀范迪安先生的名譽。”
范迪安的代理律師認為，范迪安亦是“被署名”現象的受害者，也應受到法律的保護，而不應在原告的維權行動中被“詆毀”。
庭審：法庭辯論異常激烈
11月8日，黃以明訴范迪安侵犯著作權一案，在北京市二中院第二審判區一審開庭。
經過多方協調和法院批准，本刊記者獲得為數不多的旁聽席位之一，全程旁聽了此案。
“被告”范迪安因在上海參加會議未能到庭，而“原告”黃以明開庭之初便要求“合議庭成員全體回避”，此舉震驚四座，庭審過程頓起波瀾。
此前，黃以明申請追加《生活報》主辦單位黑龍江日報報業集團和文化部下屬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為本案的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但被北京市二中院裁定“駁回”。此案中，黃以明共訴了三方被告，分別是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台灣當代藝術家蕭長正、浙江金華奧托康特種生物開發中心。
法庭上，黃以明認為：法院“不予追加”的行為是在“開脫被告”，因此要求“合議庭成員全體回避”。合議庭成員隨即按照《民訴法》相關規定請示二中院院長，院長認為黃以明的理由不成立，庭審得以繼續。
庭審中，黃以明向法庭一一齣示、説明瞭40余份證據材料。記者注意到，原告黃以明的證據由三部分構成：一、公證書;二、各大媒體對事件相關的報道;三、案件産生的相關費用發票。
黃以明很細心，凡是登載了涉案作品的網站，他都申請北京市方圓公證處進行了相關保全公證;凡是此次事件相關的報道，黃以明都進行了剪裁或下載。
“公證書只是在形式上表明瞭這些網站登載過涉案作品而已，並不能證明就是范迪安剽竊了黃以明的作品;各大媒體的報道是對本案發生前後的敘述或者評論，更不能證明范迪安是否産生過剽竊黃以明作品的行為。將公證書和新聞報道統統羅列作為起訴被告侵權的證據，明顯與本案所訴的侵權行為沒有關聯性，缺乏證明力。”范迪安的代理律師庭上陳述。
范迪安的代理律師稱，范迪安在本案發生之前根本不知道中華特産網這個網站，范迪安平時工作繁忙根本沒有時間上網，即使偶然上網也只上與美術文化有關的一些專業網站。對於非專業的“中華特産網”，更是聞所未聞。范迪安既未曾向該網站投過任何稿件，更不知道涉案文章為何被署上自己的名字並上傳至“中華特産網”。
“中華特産網”係第三被告浙江金華奧托康特種生物開發中心的網站，該中心並未有人到庭。
不過，2010年3月2日，浙江金華奧托康特種生物開發中心致中國美術館范迪安先生的函，證明“中華特産網”2006年8月15日所載的“文章作者：范迪安，《我的森林與自然精神》一文，並非范迪安向我網站投稿，屬網路轉載文章。”
上述函被范迪安的代理律師作為證據提交法庭。
一個潛在的事實是，現實中很多網站轉載文章，但網站很少與作者本人核實或見面。因此，很難僅憑網上文章的署名就判定某篇文章是否真為作者本人投稿。
那麼，“中華特産網”的文章又轉自哪?
在今年4月份原、被告雙方交換證據時，第三被告浙江金華奧托康特種生物開發中心在提交的證據及向法庭提交的答辯詞中，説明瞭文章轉載于黑龍江日報報業集團主辦的《生活報》。
這讓黃以明認為，終於找到了“剽竊事件”的發佈源頭——《生活報》在2006年8月13日第26版刊登了署名為“范迪安”的《我的森林與自然精神》的文章。
開庭後，黃以明提交了《生活報》于2006年8月13日第26版《我的森林與自然精神》一文，他認為這份發表在紙媒上的文章可以佐證范迪安抄襲了他的作品。
對於此證據，范迪安代理律師當庭強調了三點意見：“一、范迪安此前對此依然不知情;二、范迪安沒有給該報社投過稿;三、希望法庭進一步核實查清，到底是什麼人以范迪安的名義將涉案作品投給了《生活報》”。
漫長的庭審結束後，記者第一時間撥打了范迪安的手機，正在上海出差的范迪安告訴記者：“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我從沒有給《生活報》投過任何稿件，我也很想知道，《生活報》為什麼會出現署‘范迪安’名字的稿件?
”
“這份紙媒刊登文章的時間是2006年，時間上好像有點久，但它畢竟是國內的媒體，只要去查，應該還是查得出來。如果是我投稿，為什麼我從來沒有收到過稿費呢?另外，假設我要發表某個學術作品，我為什麼要選擇黑龍江地方媒體，為什麼我要選擇市場類的報紙?”電話中，范迪安表示，希望《生活報》署名文章一事的原因也能儘快水落石出。
質疑：“維權”，還是“炒作 ”
謎底很快被揭開。
11月10日，范迪安致函《生活報》社長，並請《生活報》對相關情況進行調查核實。
《生活報》收到函件後也迅速找到相關當事人進行了詳細的了解調查。11月11日，《生活報》回函范迪安，説明瞭相關情況：“《我的森林與自然精神》一文，並非范迪安先生向本報投稿，而是當時的版面編輯從藝術類網站轉載所得，非本報首發。”
《生活報》還在回函中表示，“由於稿件署名問題給范迪安先生帶來的不便和不必要的麻煩，我們深感意外和遺憾，謹向您深致歉意和慰問。”
業內一位熟悉范迪安的老畫家告訴記者，范迪安寫了好幾十年美術評論文章，頭一次聽説范迪安被訴“剽竊”侵權，而所謂的“剽竊”文章卻又發表在“中華特産網”這樣的非專業網站或者黑龍江《生活報》這樣的非專業報刊上。該畫家明確表示，黃以明所訴的這些“事實”難以令人相信。
“在學術界、藝術界，‘剽竊’別人的文章，或為評職稱或為出名，總有一個要達到的目的。本案中，根本看不出范迪安有什麼動機需要去‘剽竊’原告的作品。以范迪安在中國美術界的地位及貢獻，他會為了這樣一篇文章去‘鋌而走險’?難道真的像原告所説，是為了‘商業與政治運作的需要’?
商業與政治運作的需要具體又指的是什麼?”范迪安的代理人、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楊大民認為，黃以明的訴狀中有許多疑點不符合常識和情理。
“被剽竊”還是“被署名”?“抄襲門”還是“炒作門”?或許，最終只能通過法律途徑才能還原整個事件的真相。
“其實，事情本來並不複雜，黃以明文章的內容被轉載，他認為自己的作品被侵權本無可厚非，但黃以明把中國美術館以及我個人的職業情況大肆渲染，並與黃本人文章被轉載一事故意攪拌在一起，使得圈外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覺得這裡面大有問題。”范迪安對記者説。
“我已通過郵遞方式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了公開信，鄭重請求全國人大立法機關對本案的執法審理程式介入調查。”接受記者採訪時，雖然判決還沒有結果，但黃以明認為法院已經“審理不公”。
“法院現在還沒有判決結果，而黃以明四處開展所謂的維權行動，他的文章內容被轉載是事實，但我本人被‘署名’也是受害者，就應該在他的維權行動中被詆毀或是被謾罵?”范迪安説。
對於一些公開的人身攻擊和謾罵，范迪安表示，等到法院判決結果下來後，不排除到時採取相關法律行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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