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水天中
自從“盲流”道士王圓籙在西元1900年純屬偶然地發現了藏經洞以來，敦煌成為中國文人説不完的話題。一百多年來，敦煌的厄運與幸運，以及與此相關的功勞與罪責，一直在回顧、檢討和追究之中。而有關敦煌的報告文學（如徐遲的《祁連山下》）和影視節目，雖然使公眾關注敦煌，但在某些方面似乎給敦煌以及在敦煌工作生活的知識分子添加了太多戲劇性，使百年敦煌更顯雲遮霧罩。
余生也晚，無緣與王圓籙、斯坦因那一代人相見。但我幼年時期在父親書房裏見過向達和張大千，而高一涵、于右任、張維、范振緒、魯大昌等人都是我父親的老友，所以不止一次在家裏見到他們，並聽他們談論敦煌。和常書鴻、段文傑以及50年代以後到敦煌工作的學者和畫家一樣，我對這些敦煌的開拓者一直懷有敬重之情（還有一位不該忘記的甘肅學者何樂夫，也對敦煌學的發展貢獻了力量）。其中王子云是我的老師，關友惠、馮仲年、孫紀元是我的學長；解放後代表人民政府去接管敦煌研究所的張明坦，曾經是駐蘇大使館錢其琛的前任，文革後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美研所的副所長兼書記。
畢可、高爾泰、何山都是我的朋友，我認識畢可、高爾泰是在1956年前後，我在甘肅省文化局美術工作室，高爾泰是蘭州某中學的美術教師，我們常在美術活動場合見面。反右派以後，高爾泰發配酒泉夾邊溝農場，我被發配玉門花海農場，能從那裏生還的人算是洪福齊天了。我最後一次見高爾泰是在文革中（1972？），我在蘭州省幹部招待所見到高爾泰，他到蘭州聯繫印刷一批農業科技宣傳挂圖，他讓我看他的那些圖稿，匆促交談近況，同是河西農場生還的人物，難掩彼此唏噓之情。
50年代中期，畢可從瀋陽到蘭州，正打點行裝準備去敦煌工作。我們在蘭州橋門街美術工作室那個舊樓上喝茶，看我的連環畫稿，談論敦煌藝術，我們“一談傾心”，於是他邀我一同前往敦煌——幸虧我沒有去，否則難説與畢可同樣下場。文革後我去敦煌，打聽老友的消息，我得到的是他的墳墓的位置——在莫高窟對面沙丘上。我在夕陽下尋找他的墳墓的心境，成為我重新認識和思考敦煌時難以排除的陰影。
陳克儉的繪畫才能在蘭州美術界盡人皆知，他不喜張揚，老實而拘謹。正因為如此，他的死造成蘭州美術界極大的心靈震動。在目前條件下，陳克儉遭誣陷致死的來龍去脈很難説清楚。這再次使我想到歷史檔案公佈的必要，我相信在有關案卷中會有一些使人震驚的材料。
我認識何山較晚，是在文革後期（1972年）我們同時被借調到甘肅省文藝工作室參加美術創作學習班。後來留在省文藝工作室工作，聽説他與那裏的幹部搞僵了關係，離開甘肅。在高爾泰和蕭默的文章裏，何山是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現，但我倒希望他寫出他自己的敦煌回憶，例如文革中運動領導層的活動內幕之類……那將引發新的波瀾，並進一步增進人們對敦煌的了解。
蕭默是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同事，從1980年代初開始共事。我們先後退休後見面少了，但我一直注意他在學術活動方面的資訊。
前幾年《讀書》雜誌發表旅居國外的高爾泰有關敦煌的回憶，讀後覺得不是滋味。論文筆和文章傳遞的個人感情，他的文章挺感人。但對於客觀了解有關敦煌的人們的真實歷史，則似意有未盡。後來先後讀了雒青之的《百年敦煌——段文傑與莫高窟》和蕭默的《一葉一菩提》，這兩本書雖然體例、角度不同，但他們從不同度回顧和觀察敦煌歷史。對於了解真實的敦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補充。
對雒青之書中有一些有關歷史的議論，專家們有不同的看法，但《百年敦煌——段文傑與莫高窟》記述的重點是敦煌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長段文傑。雒青之從王圓籙寫到斯坦因、伯希和、羅振玉、王國維，再到張大千、于右任、郭元亨、常書鴻以及所有與敦煌研究所的建立、發展有過關係的向達、高一涵、張維、王子云、魯大昌、范振緒……當然，還有陳芝秀、李承仙、段文傑、史葦湘、畢可、何山……。在現在的讀者印象中，于右任、高一涵、張維、魯大昌……似乎與敦煌沒有關係，但正是這一類與敦煌“無關”的人，營造了保管和研究敦煌的初始環境。
蕭默的《一頁一菩提》與高爾泰的回憶屬於同一類著述，不但回憶他們在敦煌的生活與見聞，記述了在那個特殊年代的敦煌，而且深入個人內心感情。他們的書出版以後，引起一些批評和爭論，問題就在他們的敘述與結論與人們習聞的敦煌有所不同。我覺得他們的回憶多少融有個人感情色彩，但這既不可避免，也不能成為否定他們著作的理由。記得有學者（羅素？）説過，歷史著述難免受個人視角的影響，但這不能成為要求歷史著述必須“公允”、“客觀”的理由，唯一合理的出路是找不同角度的著作就加以參照。
常書鴻是敦煌文物的守護者，他為敦煌貢獻了一生最珍貴的年華，甚至婚姻破裂也不為所動。在回憶和記述敦煌的文字中，人們對他的貢獻作了充分肯定。但他作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領導幹部，對文革前那些政治運動對敦煌知識分子遭受迫害的責任是不可推卸的。畢可的遭遇，是“十七年”中敦煌人危難處境的極端例證。整治畢可的手段不僅冷酷，而且卑鄙。文革結束後，敦煌研究所的大多數人反對常書鴻繼續留任，這成為他離開敦煌的主要原因。應該説，甘肅省相關主管部門在處理在個問題上是做得比較符合人心的。對於段文傑在常書鴻之後在敦煌的“撥亂反正”，雒青之的書有充實的材料。段文傑在具體工作上不可能沒有缺點，但為了某些缺點，為了個人恩怨，為了肯定常書鴻而貶抑段文傑，不符合敦煌的歷史真實，也不符合大多數敦煌人的真實心態。
我在甘肅的時候，聽到過許多有關敦煌人在歷次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磨難的資訊，但並不了解其間細節。高爾泰和蕭默的回憶在這方面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我覺得他們的回憶在整體上如實反映了那一段特殊的歷史情境。而且他們的經歷和心情遠遠超越了敦煌，從敦煌看到的中國，從敦煌人看到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實際遭遇與表現。
近來媒體和網路熱議“高蕭之爭”，在我看來，兩家有關文革中敦煌人事細節記述的差異，可以説不值得討論。但一個人在政治運動中的表現，特別是對同事和友人的“檢舉揭發”卻不能以“細節”視之。在告密成為一種文化傳統的中國，揭開告密的黑幕，比為了息事寧人而繼續遮掩更有必要。
文革結束後，心存餘悸蘭州美術界人士對高爾泰的戒備態度，使我想起廖冰兄的漫畫《四兇覆滅後寫此自嘲》——心有餘悸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設限。西北師範大學美術系經歷過60-70年代政治運動的教師們，曾經公開表示不可接納高爾泰。他們向準備調入高爾泰的領導表示，高爾泰來師大，我們就沒好日子過。還有人聲言“他來我們就走”！現在想來，當時人們的戒備心態難免記憶和想像的成分——時代不同了，即使高爾泰進入師大，也不一定就出現第二個陳克儉。但這種擔憂絕非無事生非的起鬨，而是為自身安危所作的努力。當年聽到人們談論高爾泰的“彙報”與“揭發”，我表示不解，師大美術系的一位忠厚長者解釋説：“成了習慣，不好改啊”。
在2010年的“高蕭之爭”中，高爾泰説了一句真心話：“我要請讀者相信,我沒有那麼壞。”誠哉斯言。在我印象中，高爾泰是一個外型厚實，面容開朗的人。有關他的負面印象顯然與那個令人窒息的年代有關，西北師大藝術系的老師們所表達的實際上不是對高爾泰個人的恐懼，而是對極權統治的恐懼。
我敢於在敦煌問題上插嘴，既不是因為掌握了足夠的事實，也不是因為具備足夠的學識，而是因為我曾接觸過前述書文提及的幾乎全部與敦煌有緣的人物。並且像他們一樣，有在荒漠風沙中生存的經驗。在21世紀已經過了好幾年的今天，我不知道世界上還剩幾個有我同樣經歷的人。這种經驗使我對所有曾在那裏生活和工作過的人（不論他在學術和人際關係上持何種態度）都懷有親切感和敬意。而這種感情是與對一切鎮壓、告密、迫害的深惡痛絕同時存在的。
對於整個中國的嚴酷歷史而言，敦煌可以説是渺滄海之一粟。敦煌人的苦難和敦煌“階級鬥爭”之嚴酷複雜，更無法與那些中心城市的大學、科研單位相提並論。而正是由於敦煌知識分子未泯的歷史責任感和道德良知，讓遠離敦煌的人們得以接近當年的歷史。但願在有生之年看到更多逼近個人內心的回憶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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