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振華
先鋒藝術註定遊牧在文化的邊緣,一旦它成為中心,就會讓新的先鋒所取代。在空間上,先鋒藝術是流動和遷徙的,遊牧、定居;再遊牧,再定居。
這種邊緣性和遊牧性決定了先鋒藝術在“藝術區”棲身總是暫時的,紐約就是一個好例子。人們説,二戰以後,世界藝術的中心從巴黎轉到了紐約,那紐約的藝術區便是這種轉移在空間上的承載者。
二十世紀初期,紐約曼哈頓下城的格林威治村,成為前衛藝術家、文人騷客、大學生們的聚集地,到1960年代達到頂峰,成為美國現代藝術中心,從這裡颳起的藝術風潮,影響到全美和全世界。
到了1970年代,格林威治村被時髦高檔的餐飲業、服飾店和豪華住宅所佔據。這其中當然也不乏當年貧困的反叛者在這裡搖身一變,成為揮金如土的新貴。於是,先鋒藝術家們搬到SoHo,重新開闢天地。然而SoHo很快也被資本和市場所攻陷,它的房租漲幅和藝術市場一樣火爆,藝術家不得不另覓新址。
後來,紐約的東村、切爾西區、諾利塔都成為藝術家們新的棲居地,許多藝術家還跨河來到對岸布魯克林的威廉斯堡,到皇后區長島市尋找低廉的房屋。
中國藝術區十年來的變遷史似乎也在步紐約藝術區的後塵。以北京著名798藝術區為例,在新世紀初期,藝術家們最早開始進入798時,房租便宜,高大寬敞,藝術生産和工業生産有條不紊,同時進行,構成了一道前所未有的城市景觀。
由於藝術家的入住帶旺了這個地方的人氣,也隨著電子工業園區的産業轉型,798的業主看好這個地方的商業價值,曾經一度想讓入住798的藝術家們搬走,對園區進行純商業開發。由於藝術家的強烈呼籲,也隨著“文化産業”的概念的出現,政府開始以新的眼光來規劃798,後來,它終於獲得了文化産業園區的合法身份。
事實上,“文化産業”的蓬勃開展未必是真正先鋒藝術家的福音。隨著798房租的成倍飆升,大的文化機構、商業畫廊的入住,在高昂的房租面前,藝術家們開始退卻。這是一種勝利後的“逃亡”。是的,他們成就了798,創造了798,同時他們又必須為他們的成就和創造付出“逃亡”的代價。
除了少數獲得巨大商業支援的藝術家還能在798堅持,一般藝術家顯然無法繼續在這裡駐足,他們必須開始新的遊牧。當年,他們定居在這裡,是為了一起扎堆,相互取暖,讓藝術的聲音更加強大。可是,一旦藝術區呈現出巨大的市場潛力,那麼,對先鋒藝術家來説,他們離新的邊緣化就不遠了。
後來,藝術區的模式在北京的城鄉結合部廣泛推行。京郊農民發現,幹什麼都不如把房子租給藝術家們做畫室更加簡單和實惠。然而,這種藝術的定居是不穩固的,一旦規劃有變,這些遊牧到北京,希望成就夢想的藝術家們,就會被“拆遷”驚擾,不得不開始尋覓新的棲身之所。
二十世紀以來,都市越來越多元和包容,這使得藝術成為都市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在強大的資本和消費文化面前,藝術和市場一方面相互補充、相互利用;另一方面又相互博弈、相互衝突。對於先鋒藝術而言,由於它的批判性和邊緣立場,使它無法和商業合流,而不斷地遊牧和定居,就成為它無法逃避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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