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思考能否專門為一個相對直白的問題策劃一期《藝術論壇》：當今，藝術是什麼？當然這只是一個計劃而已。這個問題既簡單又複雜，既具體又寬泛，而且十分抽象，很難把握。更重要的是這個問題本身就引起了極大的困窘。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放棄那些對於藝術及其運作的成見，例如工作室、課堂、會議室、博物館，以及畫廊。我們必須刻意單純起來，儘管我們知道批評界的討論和藝術運動似乎與這些成見相去甚遠，或者説固定了這些成見，無論如何，這些成見都會重新出現，其實就是以大量其他的姿態和詞語作掩飾來重復我們的先入之見。總之，我們需要誠實地去面對這個問題，儘管我們會因此而感到不安，儘管我們的內心想要回避這個問題，但這種姿態卻是有價值的（特別是對那些認為“分析的”高於“個人的”模式的人來説）。
然而，令我驚喜的是，這期雜誌正好就是關於這個問題的，雖然看起來這些文章、訪談都是關於當代博物館這個話題的，但這些文章會給人一個總體的感覺：機構和文化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藝術的語境和十年前相比可謂是經歷了滄桑之變。這些文章中提到了歷史的問題，從中我們發現博物館在本質上與其時代的城市與經濟秩序有著內在的聯繫，更重要的是，我們也會通過這些文章感到博物館機構本身也是一個棱鏡，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現實，在這個時代創造了一種行為方式，公共與個人、工作與閒暇，甚至意識與商業之間的關係都在廣義的社會環境中得到了徹底的重新思考。另外，我們還會發現，科技的發展也帶動了博物館的基礎設施，隨著博物館機構的全球網路化，隨著媒體的劇變而引起的分類措施的改進，藝術的生産和接受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而且新的形式也在影響著展覽的方式：怎麼展、在哪兒展、誰來展、給誰展？
至於當今藝術是什麼，或者換言之藝術的本質如如何被各種各樣的社會星從所改變——當然，這些思考還遠遠不夠。如果你仔細讀完這些關於博物館的文章，思考一下每篇文章的主題——很多詞彙都被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了，而且在不同的情境中，這些詞彙又具有了不同的意義——我們就會發現，藝術領域中的批評語言還沒有建立，只能説還處在形成當中（以Diedrich Diederichsen的專欄為例，批評性本身似乎就是眾多演員中的一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才能發現一個批判性的視角呢？）。因此，這些文章並非是要對博物館及其內部展覽進行蓋棺定論，毋寧説這些文章作為一個整體可以被當成檔案或者不同作者的報告：這些觀點告訴我們，我們對於藝術的理解變得多麼貧乏，藝術的條件正在迅速變化著，或者更確切地説這些變化已經發生了，只是在最近，在我們思考博物館機構的結構的時候才感覺到。
我們希望，未來能有一種用來描述這些變化的語言。這也就是《藝術論壇》之類的雜誌的目的。在當前的這期雜誌中，波士頓當代藝術中心主策展人Helen Molesworth的言論有些令人尋味：“（當代藝術）的生産與分配的範圍是如此的寬泛，達成一致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是這樣，那我們如何才能確定哪些藝術是重要的，哪些不重要？我們如何才能找到一個討論的標準？”要知道，這永遠都是一個矛盾。她的這番話讓我想起了漢斯·貝爾廷（Hans Belting）的書《現代主義之後的藝術史》（Art History After Modernism, 2003）。《藝術論壇》對於這本書的導報還是7年前，這也是我主編的第一期。我們的評論作者説“‘藝術史’必須被分開定義，很難説清楚女性主義者、後結構主義者、藝術社會史學家、酷兒理論家、圖像學者、鑒賞家等人有什麼認同的東西，正是他們之間的爭論提供了具有創造性的意見交換。”雖然他們共同認同的東西還很模糊，但是我們需要找出他們能夠進行對話的平臺，這樣才能關照彼此的立場。
也就是説，在當前，不同人對於藝術的看法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但是組織這期專欄的目的卻依然是為了不斷地追問和探究這個問題：如何創造討論的可能性，更確切地説是如何傳遞一種感覺——討論是有可能的。我們也必須追問的是：我們是如何製造了討論的標準？儘管文化的語境發生了變化，而且我們必須重新看待藝術的特定思維。
這是我最後一次為《藝術論壇》做主編了，我要永遠感謝《藝術論壇》給我的這次機遇，使我成為她的一部分，分享了她的雄心壯志，並且結識了這麼多優秀人士。我也要向《藝術論壇》雜誌的出版人致以最深的謝意，感謝你們對這份雜誌不懈的傾注，這不僅是指我在任期間，而且也是指過去的三十多年來你們的辛勤耕耘。感謝我的編輯們，你們每個月所付出的思考（和時間）是我永遠感激不盡的。另外，還要感謝這些年來為我們做出貢獻的藝術家和撰稿人，你們不辭辛勞的工作使我受益匪淺。現在我將像更多的讀者那樣分享你們關於藝術的文字，並希望這份雜誌越辦越好，想到這些，激動與感激之情頓上心來。
— 文/ 蒂姆·格裏芬, 譯/ 梁舒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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