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注·風景情懷
山水、靜物、人體或情節性繪畫都是畫家一種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山水、靜物等只是一個表達感情的載體。我覺得自然景物可以和我的情緒相吻合。
比如有一次我帶學生到延邊深入生活，在長白山，我看到一片高山嶽樺林在山頂上迎風招展，他們雖然身處逆境、飽經風霜卻依然迎風挺立，那種頑強的生命力深深地感染了我，於是我趕快在速寫本上記下了簡單的構圖，回去後創作了《長白山嶽樺林》這幅作品。
有時候，風景畫傳遞的並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景致，他同時也融入了畫家的思想、情感和信念，是感情與風景相結合的意境。
——畫家自述
《西風烈》 布面油畫 73CM×91CM 1992年
《醉秋》 布面油畫 1992年
《紅色協奏之一》 布面油畫 72CM×91CM 1997年
記者：您的父親聞一多先生是我們所敬仰的英雄，他對您的生活和藝術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聞立鵬：父親對我的影響的確很大。我父親被暗殺的時候，我已經14歲了。他原本就是一個畫家，他1922年7月赴美留學，先後在芝加哥美術學院、珂泉科羅拉多學院美術系和紐約美術學生聯合會接受西洋美術教育。同時他也在寫詩，回國後他便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寫詩上了。
他主張要詩化家庭，在我們很小的時候他就開始培養我們對詩歌的興趣了。他要求我們要背誦一些唐詩。
比如在昆明時，雖然當時處於抗戰時期，教授的生活水準很低，但每逢中秋節，他都會買一些月餅和栗子等，圍坐在天井裏賞月，還給我們講關於中秋節的故事。
在雲南的時候，一次突然下了一場小雪，大人和小孩都很興奮。於是父親便和朱自清等朋友相約去踏雪尋梅。孩子們一起唱：“雪霽天晴朗/ 臘梅處處香/ 騎驢把橋過/ 鈴兒響叮鐺/ 響叮鐺響叮鐺/ 響叮鐺響叮鐺/ 好花採得瓶供養/ 伴我書聲琴韻/ 共渡好時光。”引導我們欣賞自然美。
父親喜歡篆刻，抗戰時為了養家糊口，他便用給人刻印的微薄收入補貼家用。每當他悉心地雕刻時，我都會滿懷好奇地在他身邊用心看。在他的影響下，我開始對繪畫産生了興趣。於是父親便請了一個他當年在藝專的學生教我畫畫，可惜當時昆明恰逢“一二一學生運動”，我也投入到運動中，學畫的事也就此中斷了。父親在生前對我的影響主要是一種藝術氛圍的熏陶。
父親被害之後，我出於對他的懷念和崇敬而開始看他留下來的那些書和詩作，也是從那時候我開始漸漸地對他有了更深的了解。我發現，父親的人格力量同他整個人生的追求有著直接的關係。他之所以能夠做出英勇的犧牲，是與他學美術分不開的，他的畫畫、寫詩、搞文學研究甚至整個人生都是在追求一種美的境界，也是一種崇高的境界，一種審美的人生。對這些問題的理解也漸漸影響了我的藝術觀。
記者：聞老師，我們覺得，您的作品中體現著一種比較超前的創新意識，您認為您這種超前的意識是由何而來的呢？
聞立鵬：説起超前的意識，我覺得應該從我在中央美院油畫研究班學習期間，當時我國的整個形勢談起。
1958年到1960年之間，我們國家正處於大躍進時期，反左、反右傾、三年“大躍進”給我們的國家和廣大人民帶來了切膚之痛。而1957年的“反右運動” 又把一大批有才能的知識分子錯劃為右派分子。他們被下放到農村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的傷害，不能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這使知識分子的情緒非常低落。針對當時的這種情況，周總理在廣州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批評了當時文藝工作中 “左”的思想，闡明瞭黨的文藝工作方針，從此以後，我們在文藝方面的發展才開始擺脫“左”的思想，漸漸步入正軌。雖然，這只是很短暫的一段時間。
我在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研究班學習期間，研究班的主任羅工柳曾在蘇聯學習過，之後又出訪了羅馬尼亞，在那裏接受了很多新的東西，回國後針對當時油畫發展的趨勢和存在的問題，他寫了一篇文章《談變》，在創作觀念和教學思想上有很多新的發展，他要求我們的繪畫應該具有多樣性，並有自己的個性。在他的教導之下，油畫研究班的整個創作都是比較超前的。我思想的變化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1963年，我的畢業創作《國際歌》就打破了原有的模式。
我創作《國際歌》的靈感來源於黃山的寫生和敦煌的臨摹考察。
1962年夏天，我曾在黃山住了一個月，那裏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立馬峰，整個山是一塊連在一起的石頭，遠觀酷似一匹站立的馬，雄偉、壯麗的氣勢使我領略到了壯美與崇高的境界。構思《國際歌》時，我把這種感受搬來，使幾位烈士形成“山”字形密集在一起，整個畫面像一個屹然矗立的紀念碑，同時我把環境等其他東西刪掉了，以使整個畫面都集中到人物身上，從而造成更強的視覺效果。
整個畫面採用黑與土紅的基本色調，這種靈感來自於敦煌北魏壁畫的啟發。
在油畫研究班學習的最後一個階段是到新疆寫生，回來的時候，我們特意到敦煌去看了壁畫。北魏的壁畫是以紅色為背景的，當光線透過洞窟照射到壁畫上的時候，色彩感非常強烈，似乎有一種悲壯、崇高的情感的力量融入其中，這種感覺深深地打動了我。
在《國際歌》的創作過程中，我為了使畫中的人物與原型更貼近，我特意去了趟南京監獄、雨花臺和一些博物館、紀念館進行採訪調查，最後畫成了這幅畫。
《國際歌》是我進行油畫藝術創造的第一次嘗試，在當時特別封閉的時代，體現了一種比較超前的意識。
記者：當代的藝術我們不論他的好與壞，但他們極具創新意識，談一下您對80後的藝術的看法吧。
聞立鵬：總體上説，我對他們很支援。因為在他們身上有我們這代人身上缺乏的東西，如果沒有他們勇於創新的精神，我們中國舊有的、僵化的模式可能到現在還沒有打破吧。所以我對他們一直是抱著肯定與支援的態度。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這代年輕人的不足之處就在於，他們接受西方的東西比較多，而自身的批判能力又不是很強。我認為，在學習西方的時候，一定要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光學西方的，不論你學的再好，無非就是西方第二。如果是在學習的基礎上創作出新的東西，那你就是第一。創造時代的、地方的、個性特徵的才是真正的藝術。
畫畫不是在形式上新、奇就好了，而一定要從自己的內心出發，是自己心裏感覺到的、內心需要的，如果只為了求新是比較膚淺的。
90年代後，中國進入市場經濟了，市場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畫家畫畫的方向。這就使一些人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畫了。畫家要把握好自己，一方面可以利用市場經濟的推力把自己往前推，同時不要完全被市場左右，最後被市場淹沒。
《金秋交響 》 布面油畫 116CM×116CM 1992年
《守望》 布面油畫 77CM×116CM 2006年
記者：您在繪畫語言的探索中都有些怎樣的心得？
聞立鵬：現在我畫畫用肌理比較多，肌理是油畫語言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怎麼掌握好這個度卻很難把握了。如果是為了用肌理而刻意去做，作品就變成很死板的東西了，根本談不上藝術性。為了使作品看上去很自然，很有藝術效果，又第一眼看上去不是使用肌理。這需要很長時間的摸索。我是在畫肌理，是傳達情感的一種手段、載體。
美一般分為優美和壯美兩種，我比較喜歡厚重與粗獷的美，我希望我的畫能夠表達一種崇高的東西。於是我選擇用肌理來達到這種感覺。
我原來作畫喜歡用沙子，但當畫布上鋪滿沙子的時候就會很重，而且沙子很難滿足山的紋理造型。後來我改用宣紙做成的紋理。現在的畫，雖然看上去很厚重，但除了畫框之外都很輕。
記者：當今的油畫界有很多作品是將中國傳統的國畫與西方的油畫融合起來的，您是怎樣看的呢？
聞立鵬：畫油畫，我反對從表面形式上模倣國畫。每一種藝術都有它的獨特性。國畫的特殊材料造成了那種水墨的感覺，如果油畫也刻意去模倣那種感覺是不可能的。意義也是不大的。
我主張藝術要具有中國傳統，是指觀念上的，具體在技法上得根據自己的情況，簡單地把東西挪過來不是最高層次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