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的研究是對這張畫的研究，當然順便要研究一下徐悲鴻先生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收藏的，這對這張畫是怎麼樣的一些看法評價，順便做了這樣的一些工作。這張畫是徐悲鴻先生把它當成是上刻的“悲鴻生命”這一個印，相當於跟自己的身家性命相當的，專門為這張畫刻了一個印，這個背景大家都知道。徐悲鴻兩次花非常大的代價，幾乎是傾其所有，用自己的幾十張畫加上很多錢才買回來這張畫。因為中間被盜了一次，所以他實際上買這張畫買了兩次。買回來後一直藏自己家裏，後來他寫文章説如果自己去世以後，這張畫一定要捐獻給國家。所以這張畫就送給國家、徐悲鴻紀念館。這個背景材料我不再詳細地説它了。

    這張畫當時有一個問題，什麼問題呢？徐悲鴻先生一直認為這是一張世界的頂級畫，認為這個是吳道子（先生）的一個原作，這是徐悲鴻先生的一個判斷。當時徐悲鴻先生去世以後，故宮博物院的徐邦達先生開始發表文章，説這張畫對它的時代、真偽都進行了一些新的看法提出來，然後從那以後，聲音就“一邊倒”，認為這張畫跟它相似的一張《朝元仙仗圖》比較起來，不如那一張，所以從那以後，中國所有主流的美術史的著作都不入錄這張畫了，包括24卷的《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當時中國文物局組織了一大批中國頂級的專家對全國的文物收藏、書畫收藏進行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大清理，清理的結果就是出了一個24卷的圖目，這個裏面發表有徐悲鴻紀念館的13件的藏品，就是沒有徐悲鴻認為最重要的《八十七神仙卷》，這張畫就回避了。後來六十卷《中國美術全集》，還有更大規模的《中國美術分類全集》裏面30卷的《中國繪畫全集》，都沒有這張畫，都回避了這張畫。所以這張畫其實就目前來説，它沒有進入藝術史，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現象，大家都在回避這個事情。

    這是當時在紀念館看的時候拍的徐悲鴻先生的題跋，這個提拔王震先生編的年稿裏面説過一些，不全，因為它這個題跋有四段，我後來把這四段都拍下來了，後來回來了以後做了一些整理。我做研究的時候，我就參考王震先生編的這個書（長編）。他的題跋比較長，我不詳細地説它了。這個題跋最重要的是第一段，第一段原來寫了以後，後來被盜了以後，被人給割掉了，第二次買回來以後，徐先生再把它寫上去。他為什麼能夠再寫呢，因為第一次他把這張畫印刷出來了，所以印刷品還是存在，這樣他就對照印刷品又把這個寫上來。寫上來以後，他就借張大千的口氣説，這張畫是唐代的，並且是吳道子的。當然他這裡面比較間接的説到了有幾個人，其中最早提出這個畫是盛唐、是吳道子的是他的一個朋友，是當時在北京大學法語系的盛成教授，這個人非常有名，後來得過法國的總統勳章，八十年代的時候，後來去世的時候是在北京語言大學。他就借這個畫，從徐先生題跋上看出來，徐先生當時要判斷它是吳道子的，判斷它是唐代的，沒有説自己個人的意見，把朋友的意見都寫上去了，從盛成開始，“吾友盛成”，説這個是畫聖吳道子的。張大千又説這個是吳道子的，“張大千欲定為吳生粉本，良有見也。”後面還有很長的文章，對這畫的評價非常高，包括被盜的記錄都寫了。

    第二段跋又重新寫了一遍，也是講這樣一個收藏過程，第三段，第四段題跋都是這樣的，因為後來裱過，在寫的時候沒有按它的順序放的。這個是張大千的跋，張大千的跋是1948年以後，第二次買回來以後，張大千這個時候沒有説這張畫是吳道子的，他在跋上，你仔細地看他的話，因為這個時候張大千和謝稚柳都去過敦煌了，他們第一次見到這張畫的時候，沒去過敦煌，後來去了，仔細地把敦煌各個時期的壁畫都看了一下，説它與晚唐的壁畫同風，所以比較婉轉地説這張畫可能不是吳道子的。他實際上是這樣一個判斷。謝稚柳也是這樣，謝稚柳是先題的，張大千是後題的，謝稚柳也説是晚唐的，“顧知晚唐之鴻哉，”也是説得很清楚，這是他們兩個的一個判斷，認為這張畫是晚唐的。後來這兩段跋都裱在後面了。

    所以後來徐悲鴻先生去世以後，楊仁愷、包括徐邦達、黃苗子開始發表文章，他們都對這張畫進行了年代的這樣一些判斷，我把它歸為這樣的兩個時段的一個主張了：主張唐人：從盛成提出來的，謝稚柳和張大千在跋上明確地説認為是晚唐的作品，這是我把它歸為唐代的觀點，宋代的觀點是黃苗子和楊仁愷，徐邦達，認為是南宋的，並且他具體地説，這張畫是倣照《朝元》的圖來畫的。所以這個觀點最後在文物局的書畫鑒定組裏面，有這樣的兩派不同的。所以這個裏面我考慮可能他們自己的觀點不一樣，後來沒辦法來統一它到底是唐代還是宋代所以沒有辦法收到24卷，可能一直影響到後來美術史的這些進入，都沒有辦法來進入了。

    徐悲鴻先生為這張畫專門寫了一文章，這是他在香港寫的，《朝元仙仗三卷述略》，他認為有三張相同的畫，但是目前為止第三卷還沒見到。徐悲鴻先生當時沒有見到《朝元仙杖圖》原作，這張圖現在藏在美國的王季遷先生家裏，王季遷先生去世後，這張畫估計還在他家裏，但是也不是太清楚了。但是當時《朝元仙杖圖》有珂羅版印刷品發表，所以徐悲鴻沒有見到它的原作，但是他見到了很清楚的原大的珂羅版的印刷品，所以他在香港把這個原大的印刷品和他自己手裏的《八十七神仙》做了一個詳細的比較，做了比較以後，他認為這兩張畫他們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他認為他自己的《八十七神仙》是一個一流的作品，是一個最好的作品，而這張署名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圖》呢，他對它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批評意見，包括它的藝術品質，包括它的形式等等。他們的神情，造型等等。最後他説：如果有人認為這兩張畫的價值相等，想拿來跟我換，“兩以相易，吾必不與”，“我一定不會跟他們換，我的這張畫比他們的好得多”。“將來……，獻于國家，以為天下之公器乎”，這是他寫的一篇專文，很難的的早期的對《八十七神仙卷》和《朝元仙杖圖》的一個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