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這位男士。

　　吳迪（渣打銀行 經理）：您剛才説寫字叫忘我，心中無利，方能寫好，不知道這樣理解對不對，讓我想起金庸筆下的劍客，手中無劍，心中無劍，方能是大俠。我是一個商人，做銀行的，我心中有利，每天要算我能掙多少錢，那我這樣的人能不能寫好字？

　　范曾：這是非常有意味的問題。古代的商人有儒商，也是我本家 范蠡。他是一個大學問家，曾經做過大臣，他經商了不起。如果講你經商又非常有成就，經商你不是為了賺錢，你經商是為了用你的勞動，在商品的流動過程裏對社會創造幸福，那你寫字又在精神上達到一個境界，這是完全可能的，不要看成是一個矛盾的。

　　第三個問題，談談中國書法是一個自足的體系。就文化上來講，這個自足的體系非常重要。中國的詩歌從《詩經》到《楚辭》、到漢賦、到唐詩、到宋詞、到元曲，整個它是在一個封閉的一個社會裏形成。中國雖然講一個自足，其實這種自足來源於它的文化的多元。中國因為幅員廣大，所形成的多元文化，來源於遠古時代的、軸心時代的中華民族的傳承。中國在這個自足的體系裏，她沒有真正發動過一次真實的對外的侵略。唐代有過一次，高仙芝，叫他開邊，説開邊是什麼呢，當時西北有很多的少數民族對中原不友好，因此就把它打得遠一點，結果他打到中亞去了。唐朝中央政府講，誰叫你打那麼遠的趕快回來，高仙芝回來了。有這麼一次，為時不長。所以中國從古以來，是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沒有發動過本質意義上的侵略戰爭的一個民族。因此在這個和平的環境裏，她所形成的文化，她有一種自足的、一種存在的意義。自足是不是就是保守呢？不是這樣的。你知道像在唐代，當時波斯、中亞、一直到羅馬，當時羅馬叫大秦，羅馬的文化她都吸納。所以講中為體西為用，這是自足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徵。現在有些學者提出了西為體中為用，你本身就是黃皮膚是不是，龍的傳人，你怎麼成了西方體？我就要首先問他：西為體中為用，那本末倒置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你本身吃透了沒有，你看夠了沒有，你還沒吃透、沒有看夠，你就妄自下一個結論，講中國的不要，我們要以西為體以中為用，荒誕。那麼中國書論家提出：古不乖時 今不同弊。這個古代的東西和今天不會有根本的矛盾，今天的東西不會從古代接受它的毛病。那麼這個，一個既傳承和發展的思維，已經在這八個字裏體現出來了。我想書法也是這樣。你説書法自足了，那我們是書法家要創新、要創造，怎麼辦？我們鼓勵創造，鼓勵創新，可是有個前提：你本身下的功夫夠不夠。有很多人走路還沒走穩呢，就要快跑，就要跳欄，那做不到。也許你會找到一個觀眾，而且非常欣賞你，就是你自己。在藝術界這樣的人很多，很多自認為大師的就是他自己在稱自己大師。我曾經給一個朋友講，我説有一個人很崇拜你，他説誰呀，我説就是你。

　　所以講老實説我們現在拿起毛筆來臨帖，才臨了多少遍？朝學執筆暮已大師，天下沒有這樣的奇跡。我現在想請一個是我的學生，內蒙古書法協會主席，蒙古人，可寫漢字寫得極好的何奇先生，來談談他學書法的體悟的過程好不好？

　　主持人：好，有請。

　　何奇耶徒（內蒙古書法家協會 主席）：我們反覆地、持之以恒地不斷地練習一個經典的書法作品，我們可能會達到神似；那麼我們再不斷地、持久地、持之以恒地長期臨習這個優秀的經典，我們可能會走入他的這個書家的精神世界，甚至對他的書法作品更多的理解。王鐸是我們大家熟悉的非常著名的一個大書家，他曾經講過他學習書法是一日臨帖一日應酬，所以才能達到五十而自化。我們又沒有他那樣的才能，所以我自己是一個星期，六日臨帖 一日應酬。

　　主持人：六天每天用多長時間呢？

　　何奇耶徒：剛才先生説了，我是蒙古人，對於漢文也不是太了解，所以我就時間多一些。大概一天最多的時候在十個小時，少的時候是兩三個小時。

　　主持人：那一週有四十八小時左右的時間臨帖。

　　何奇耶徒：對，甚至有的時候比這還多，但這不是絕對的，基本上是保證每天要寫，只要我在家就必須寫。

　　主持人：那別的事都不幹了，就臨帖。

　　何奇耶徒：所以我幾乎沒有什麼其他成就，既沒有社會活動，也沒有應酬，也沒有什麼官職，也沒有其他。上完課回來就是寫字讀書。

　　主持人：是教書法吧？

　　何奇耶徒：就是教書法。

　　主持人：就是教書法。

　　何奇耶徒：對。謝謝大家 謝謝

　　主持人：四十八小時那這個也太多了。

　　范曾：這個也不多。

　　主持人：還不多？

　　范曾：就拿我來講吧，要説工作，每天早晨五點鐘起來就讀書，讀兩個鐘頭吃早飯，整個上午四個鐘頭基本上是要工作、畫畫 、寫字，或者寫文章。那麼下午我一般是休息和應答，每週至少工作也在四十小時左右。

　　主持人：星期六星期天也不例外的？

　　范曾：一點不例外的。

　　主持人：節假日都是這樣？

　　范曾：對。

　　主持人：這個非常值得我們年輕人學習。

　　范曾：繼續講中國書法是自足的體系。中國在這樣一個自足的體系之中，必然形成了它對書法歷史的發展的觀念，而這個歷史發展觀念是隨時代不一樣的。有一個大的變化，就是在乾嘉之際，因為樸學上升，什麼叫樸學呢？中國的學人叫考古研究，這個成為一個大的學問叫樸學。樸學上來以後，因此碑刻看得越來越多，因此在這個時候帖學就讓位於碑學。中國現在很多人的觀念，就是沒有走出乾嘉時期碑學的觀念，而碑學觀念的代表主要的就是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和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他認為帖不重要，像王羲之的《蘭亭》它是帖，他需要看原始的碑，看魏碑、看漢碑，魏碑漢碑碑學大興。康有為是一個很極端的人，他認為魏碑沒有一塊差的，魏碑皆好。那麼乾嘉時代這種影響到今天，而且我想書壇上的一些人，也就認為寫得像魏碑就是高手。如果你真正寫得像魏碑，我服了。魏碑真是像康有為講的，沒有一品不好，因為它本身天真，本身質樸，不是因為自己想裝天真，而心裏已經有非常明白的計算。表面裝得很憨厚很天真的人，最令人討厭知道嗎。你們也許讀過莫泊桑的小説，有個比較不守規矩的女人，每次和男的做一些不雅的事情的時候，都説我這是第一次，做少女狀，這種裝腔作勢的是最令人討厭的。現在書法界很多人的字，我認為裝傻。一個書法理論家對人們講，你把你的眼睛蒙起來寫字，一定比你睜著眼睛寫字寫得好。我深深地批判了這種觀點，你們要知道書法藝術、繪畫藝術是視覺的藝術，這個眼睛起著最關鍵的作用。把眼睛蒙起來再寫字寫得怪裏怪氣的，而現在欣賞的標準就是以怪、以醜、以亂、以臟為準，只要你寫得怪亂臟醜就是創意，還會有很多的理論家來分析：這種創意的構成是多麼地奇妙，它怎麼樣表現主義，怎麼樣現象學，怎麼樣符合柏格森的精神學等等，不一而説。其實他們對柏格森什麼他們都不知道，你到一個書法展，大體上看到一個個都認為自己有個性，加起來是集體無個性，大家都歪歪斜斜。你看看一個人走路，你比如講我范曾走路，一定是這樣，這沒有裝的意味。有人走路這樣，東倒西歪，能走出什麼樣子來。東倒西歪，只能説明你體格不健全，心理不穩重。有的是天生的，做協和步，這樣顛，這樣顛，有人寫字也有這個意思。如果講是天真的傻瓜，他這個簡鈍比那個裝天真、比裝傻要好。他天生本來就傻乎乎的，你本來就是個狡猾之徒，眼神裏看出不是東西。

　　你們到書法展覽，可以看到無數的這樣的作品。如果講中國的書法按這個方向前進的話，中國書法沒有前途。

　　諸位看看幾張畫：這是《禮器碑》 ，這個碑用筆好像細秀，可是儀態萬千，很端莊大方，有朝廷命臣之感，像個朝廷的文官，有廟堂之氣，這是《禮器碑》給人的感覺。有很多的碑，比如講 《西狹頌》，開張非常大；這個《張遷碑》很渾厚華滋；陸機的《平復帖》，這個陸機《平復帖》雖然字數很少，可是是一個了不起的收藏家張伯駒當時傾家産而買回來的，張伯駒是個非常熱愛祖國的收藏家，這個《平復帖》他捐給國家了；這是王珣的《伯遠帖》，這是了不起的一個帖，雖然這麼點字是乾隆最喜歡的三希堂 法帖裏面的一種。你們知道現在流傳下來的帖，你比如講懷素的《苦筍帖》，我剛才提到的張旭的《肚痛帖》，都是寫個便條，這個便條留下來了，現在成了書法至寶了。懷素寫的《苦筍帖》應該知道，苦筍味道很佳 乃可逕來，就像范曾先生喝了杯茶，這個茶很好，寫個條子給人，請你再給我買兩斤一個意思。這種便條它會成為一個千古的傑作，為什麼？寫這個字的時候他很隨便，不經意。書法太過經意不行，太放鬆也不行，要在經意和放鬆之間取一個折衷點。這個是東晉王羲之的《蘭亭序》，這個《蘭亭序》曾經有過爭論：郭老 郭沫若就講《蘭亭序》是後人偽托，南京的一個大學問家高二適就和郭老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辯，在中國書法史上有名的一次爭辯。可是就我看《蘭亭序》應該是真跡，因為《聖教序》是集的王羲之的字，集的字能集那麼多，而且和《蘭亭序》如出一轍 。如果講西安唐太宗的墓，如果打開一定有王羲之的字。因為當時唐太宗蒐集天下王字，就像後來宋高宗專門蒐集天下米字一樣。唐太宗他也是非常愛書法的，他的墓裏一定葬著王羲之的字。如果講王羲之的字有大量出土的話，那中國書法絕對要改寫，這個無窮的寶藏我們還等待著。這是顏真卿的《多寶塔碑》，我看這個顏體的書法成為中國書法一個很主要的一個流派，厚重、端莊、而且有力。看了顏真卿的書法，你會精神為之一振，你為人也應當像這樣方正不阿。這麼優美的字一直到今天，我想很難有書法家能夠超越它。有的藝術你要超過它不是很容易的，就像牛頓講科學家：科學家僅僅是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往前跨一步，這是牛頓這麼一個偉大的科學家講的。那麼我們怎麼又可能講自己還沒跨步，就講已經超越了古人呢，自己還沒臨幾天帖就要創造呢，創造是那麼容易的嗎？我想書法給人的感受應該是多方面的：情緒上的、品格上的、為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