蠶食系列—中山服-2005
蠶 食
——孫芙蓉的“他者們”
人對痛苦的思考，只有回到集體中，才能抓住它流浪的根。藝術家對人生不明創傷的描繪以何種方式才能真切？作為一個普通人而言，藝術又要怎樣才能排解存在虛無的難題？
孫芙蓉的作品給人的第一印像是它們的靜默與忍耐，可能要等待我們將目光停留在那肆意生長的傷口才能體會她所説的“陣陣隱痛”。但向觀眾大倒苦水和揭露社會的殘酷，無疑有點像是舊事重提，毫無吸引人的閃亮點，在此人世間，誰未受傷？藝術家再往上撒點鹽，人們只會大呼刺激，僅此而已，最後一切又重回冷漠的荒原。對於孫芙蓉的作品來説，我聽到的卻是悲鳴的重奏，如同低鳴的大提琴交響樂；又如蒙古草原上響起的馬頭琴與人呼聲的共鳴；又像幾千穆斯林和基督徒發出懺悔的痛呼……曾幾何時，人類如此期待神秘的“雲間之神”能對自己受盡磨難的一生發出悲憫的宏聲，此時，自我便可感覺有無形的大手撫摸過自己的靈魂。
可惜這位“雲間之神”被“科學”和“理性”抄了家，被唯物、物實、拜金三位一體的主神取而代之，看上去“唯物”像是哲學理想的聖父，“物實”即拯救這個世界的聖子，而“拜金”這些狂熱的教徒們一點也不亞於中世紀用鐵鞭抽打自我的基督徒。你看他們傾聽“物”的鈴喧，構建“物”的烏托邦，一切以“物”的尺規來論成敗，而這洪水淹沒了誰家的屋頂？
對於孫芙蓉的作品中唯一可見的“物”──衣服，在一般的藝術品中就承載著太多的社會含意。自文明之初，衣服除去用來禦寒保溫以及遮羞以外，更是區別身份、地位、季節和性別的符號。在中國以衣服作為藝術媒材的藝術家很多，其中隋建國的《衣缽》系列作品中出現了對中山裝在雕塑上的處理，使其成為包容了中國一個時期精神的載體，而在給文藝復興的藝術品穿上中山裝的《衣紋研究》系列作品中，我們發現了在時代精神的衝撞中所濺射的中西方文化矛盾。在另一位藝術家展望的《葬──中山裝軀殼》作品中同樣也使用了中山服這一元素，不同的是展望將中山裝視為繼肉身軀殼的第三重軀殼來處理，將衣服扭曲也意味在正統的中山裝內部人性的扭曲，而作品最後被埋入廣東美術館地下，使得作者將作品虛化為地下的幽靈，以傳統的喪葬模式給整個作品畫上沉默的句號。中山裝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社會的體型已經改變，審視“繁榮和諧的現在”，新的衣服已然身著于現代人的身上，在孫芙蓉的作品中，衣服都為社會下層群眾的服裝，與前面兩位藝術家不同，她的作品不再是處在正統和男權位置的自我審視，而更為本能地走向了藝術家個人情感的表現，成為了她特有的對苦難者的同情。以“蠶食”為名的這個系列作品，孫芙蓉談到自己在製作衣服過程中體會到的勞作的快感，以及之後用同樣是創作這些衣服的剪刀來絞破衣服時情感的宣泄，在這自生自滅的過程中流露出作者對生活所感受到的真實。這真實包涵了人面對被蠶食的命運毫無選擇餘地的無可奈何，包涵了人在蠶食過程中顯現出對自身的痛苦行屍走肉般的麻木。這種真實，我們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的作品中看到過，在威廉姆•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阿爾貝托•賈柯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作品中也看到過。
在孫芙蓉的作品裏，我們還能看到杜尚（Marcel Duchamp）的《大玻璃》裏的單身漢仍舊不能逃脫被工業時代的齒輪碾榨而喪失自我的命運，而在工業複製的時代人們難免改變以往對藝術品的看法。在現代社會無論是政客、商人、還是平民百姓對於廉價的商品的渴求已然溢於言表，商品神話的時代已經濃粧艷抹地來臨，而在以往神聖的藝術殿堂似乎還在半遮半掩地將其拒之門外，波普藝術率先敲開折扇虛掩著的大門，其代表人物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用他的《32個坎貝爾菜湯罐頭盒》告訴觀眾：消費社會中令人炫目的商品背後有其無處不在的麻木重復，美術館成為了這些生活中披著美麗光環的商品的審判所，從而剝去了它們現世的偽裝。在孫芙蓉的作品中更赤裸裸的指出消費社會的商品批量複製，帶來的直接是人的批量複製，其重復的結果不是人作為人而生存于這個世界上，而是人成為了沒有自我認知能力的工具性的動物，進行機械性的勞作甚至生活。
孫芙蓉對作品的表現性處理無意中調和了波普藝術（Pop Art）和抽象表現主義藝術(Abstract Expression)的矛盾，簡單的説就是使得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視角在孫芙蓉的作品中都能夠得到充分的展開。而這一切只是因為藝術家本人與她所創作的人物有著相同的經歷和共同的痛苦，孫芙蓉創作中由己及人的做法只不過是中國人最為土根文化中“仁”的思想在作祟而已。但是與儒家的傳統思想不同的是，孫芙蓉的作品中還傳達這個時代共同的遭遇，那即是“虛無”，也可以理解為“人”理想的缺席和迷失。身處這個多元化的世界，也意味著以往世界統一的價值觀和道德取向已被個體的價值觀和道德取向所代替，這一點在藝術上最先體現為印象派(Impressionism)對於古典畫派的顛覆：對連續優雅的輪廓線的放棄，對古代種種作畫技巧和步驟的放棄，對古典繪畫永恒觀念的背離，從而改變為更為個體的、個別時間段的自然與人的描繪。印象派繪畫帶給現代人的遺産不僅僅是光鮮的畫面顏色而已，更重要的是它開啟了一扇通往表達個人的多元化的藝術之門，在此之後立體主義(Cubism)砸破古典主義(Classicism)單點透視這唯一的一面鏡子。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解構理論更將多元化的思想引領至哲學、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但多元化的生活也有其弊端，在多元化的世界中沒有了英雄，當然也就沒有了懦夫，每個人可以擁有自己的“上帝”，當然每個人也可以生活在自己編織的謊言之中。這是真理在這個特殊的時代對於和平的一種妥協。在西方社會中，個體信仰沖淡了基督信仰，而在中國劇烈的貧富差距使得它逐漸地偏離以均富為理想的社會主義誓言。如同孫芙蓉的作品中被絞碎的衣服所包涵的虛空，用它來比較建國初期的宏大理想，甚至在“大躍進”和“文革”時期，中國的勞動者們在那時的精神也更能凸顯其飽滿的風采，那時的人們有其理想，而不像現代人身處於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侏羅紀”，只是為了滿足本能和慾望。藝術家作為社會的瞭望者，眼看前方是一片險灘卻不能操舵揚帆，吶喊已成了聲嘶力竭，只能將死亡的徵兆擺在眼前。
人口眾多的中國民工的服裝被孫芙蓉挪用作為作品的主體，而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的生存狀態被孫芙蓉用藝術的方式來表述時，她並不是一位隔岸觀火的看客，收集一些引人眼淚的生活小曲來打動觀眾。熱愛藝術的她因不善市儈和圓滑長時間生活于社會的邊緣，但是生活的挫折更使得她如此近距離的體會著下層人們的怕與愛。每個人都是平凡的人，都願意過平凡的生活，而藝術對生命理想的追問成為每個藝術家不可回避的生命之重。帶著這份沉重，孫芙蓉在創作作品時需要直面創作過程中的麻木以揭示社會對人的非人性化處理。
我們是否還能夠談論剝削？剝削早已隱落在每個人的心裏，成為現實的一部分，成為孫芙蓉作品中最寂寞難耐的一部分，剝削在她的作品中被還原為慾望的膨脹，以及對他者的侵蝕，而孫芙蓉的“他者們”以一種令人恐懼的無聲，在等待、在復仇、在受暴與施暴之間輪迴，在“他者們”這個修羅界，有多少慘事發生，可能無人知曉，但它卻時時刻刻發生著，正如“他們”時時刻刻忍耐著……
我們曾經懷揣多少對未來生活的渴望與夢想，但經歷光陰轉換幾十年後，還有多少夢想殘存？那顆曾經朝氣盎然心靈會被現實多少次劃破，而只剩奄奄一息的傷感！這一切對所有經歷過社會的人都是異質同構的。更重要是從作者與這個時代痛苦的共鳴中，感受到的更多是撫慰而不是個人主義的嘶吼，只有洞悉人類痛苦的作品，才是普世的人文主義關懷。無疑構成作品的每件被絞破的衣服也構成一個個低鳴的音符，個人的悲痛在這裡得到了昇華，它們構成了一個令人撫慰的音場，讓每個有所經歷的人感動。
劉智彬
2009年3月2日星期一于黑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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