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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看陳小波女士發的一段文字，説女性攝影家事，略有所感。想起一篇舊作來，也説這事兒。看來男人看女人，與女人看女性，終有不同。今發在此處，以示呼應。
顯然，“女性攝影”至少有兩層意思，或者説兩個標準：一種是説由女性攝影從業人員從事的攝影活動和拍攝的照片。如果僅限於此，或者是由雜誌僅就這層意思來做一個“女性攝影”專號，請些好事的人寫些文章，這個問題就簡單了，當然“女性攝影”也就沒有什麼好説的了。只不過是攝影主體的性別角色是女性而已，這個標準僅僅限于性別的生理意義上的差異。但我們似乎並不願意就這麼理解拉倒。我們總是要把“女性攝影”搞得深入一點兒，複雜一點兒。於是我們就把“女性攝影”的標準理解為是那種具有充分的女性意識(性別角色)，並且自覺的以一种女性獨特的視角來審視和評價自身與外在世界的那一部分攝影活動及其作品。或者是想得更複雜、更深奧一些也未可知。也就是説，我們熱衷於討論的其實是女性攝影家在對世界的認知方式上與男性之間存在的文化方面的差異性。
這一點是七、八十年代世界範圍內的女權主義運動一直特別強調和倡導的東西。這種努力的目標主要集中于對所謂父權制文化的顛覆和解構，即對男性中心主義強權一直書寫的女性——被歪曲的女性角色進行糾正。此時的女權主義者們認為，人類的歷史一直是男性主宰的歷史，女性從未獲得過與男性平等對話的地位和身份。女性在歷史與文化中的角色一直是由男性站在自身需要的功利角度來給定和確認的。而現在，女性則應自覺地意識到自身這種生存狀態，並且通過女人自身的努力來確認自己的身份和角色，進而以這種自覺的姿態進入人類整個文化進程中去，自己來書寫自己的歷史。
這種努力在大量女性攝影藝術家那裏，基本上採取了一種從強調女性自身經驗、想像和慾望出發，甚至直接採用自身肢體語言，在攝影創作中創造了一種極端強調個人化的生存感覺和女性獨特品質的語言方式。並以此種姿式重新對自己的女性身份進行確認和定義，以顛覆男性中心主義的女性策略。如人們熟悉的美國女攝影家辛蒂·舍曼採用的具有極強自戀傾向和擬態化的自拍方式，通過設計製造的場景和不斷變換的角色，對相機表演出一個無限多義的角色世界。舍曼以此聰明的工作，對整個人類(男性書寫的)歷史中對男性從自身需要角度確認和限定的關於女性的單調角色，進行了無情的嘲諷和戲弄。她以女性自己獨特的智慧和語言，呈現了女性世界的無限豐富性。再如另一美國女攝影家朱迪·戴特自己裸體展現在曠野之中，藉以建立和確認女性在世界中的自信與獨立存在感。法國女攝影家阿麗絲·奧迪隆，美國女攝影家安·諾格爾都在鏡頭面前一再展示自己或瘦削骨立或衰老臃腫的身體，以打破由男性需要長期建立的關於女性美的神話模式，以女人的自覺來重新確認對女性自己價值的判定。英國女攝影裘·施本絲(Jo Spence)身患癌症後，完全從對他人和外在世界的關注，轉向對自己的身體與心理世界的關注，以最後十年的工作，通過與朋友的合作，自我導演和表演了處身於一系列生活環境與精神狀態下的情境和情緒，並以此方式對自己進行“影像治療”，以頑強地克服女性的弱點和對死亡大步走近的巨大恐懼。
這些女攝影家採用的幾乎都是相同的語言方式，即從自身的身心(生理與心理)體驗的角度入手，追尋極為個人化和內在化的(而非像男性攝影家那樣非常社會化的)的感知方式，更多地從生存環境對自己身體和心靈的傷害、糾纏、刺激、感染等身心體驗過程中，以較為象徵化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需要和聲音。她們較多地關注在創作過程中的自我感觸和自我滿足，具有類似于自言自語的私秘化傾向，而不像男性攝影藝術家的影像作品那樣更多地具有的公共性。
如果從這種意義上的關於女性攝影的認定角度，或者用這種標準來看中國女攝影家的攝影活動及其作品，我們可能會相當失望。因為我們在那些中國女攝影家的作品中，看不出有多少源於女性的那種特殊的靈性和秉賦，也看不出他們通過自身的攝影活動所展現出來的那种女性的自覺。我們在中國女性攝影工作者的作品中看到的只不過是一些毫無性別的，卻又是由女性攝影者拍攝的照片而已。我想很多以西方女性攝影家的工作與業績為參照的批評家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一些一直研究女性群體的女性理論家和藝術批評家言語之間也透出這種失望和無奈，大有一種恨中國女性同胞不大爭氣的怨憤和無奈。
但是，在我看來，這種説法未免太簡單了，因為僅從這一個角度只能看到問題的一面。如果仔細觀察，你就會發現，這種在自己的攝影活動及作品中，充分體現出女性的性別差異和文化差異的女攝影家，即使在西方也僅限于那些從事藝術活動的攝影家，特別是一些具有較強實驗性的女性攝影藝術家。她們在進行這些作品的創作時，其自身的角色、攝影的行為和最後形成的作品之間很難嚴格的區分開來。攝影者、攝影過程和最後的照片構成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本身並不是供人觀看的，而是供人思想的。它不再將我們單純引向最後的那些視覺化的圖像，而是把我們引向對攝影活動所傳達的觀念和思想。
但是，這種關於女性攝影的界定標準，對於另外一些西方女性攝影家就沒有多少意義。比如多蘿西婭·蘭格，如瑪格麗特·伯克·懷特，如艾倫·瑪克等等。她們為攝影及人類社會所做的工作無疑令人景仰，但我們從她們的攝影作品中看到了多少我們上面所談到的那种女性的自覺和有關女性的自言自語式的身心體驗呢?除了她們的性別的確是女性之外，我們在她們的攝影作品中又看到了多少有關女性的性別內涵或文化內涵呢?我們什麼時候從關注一個女性的角度來判斷過她們的攝影作品的水準高下和在攝影史上的特別貢獻呢?
顯然，同樣是女性攝影家，辛蒂·舍曼們和多蘿西婭·蘭格們是兩班人馬。對她們的評價無法使用同一種標準，而只能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有些相互抵觸的價值系統中分別進行評價。
這一格局在中國女攝影家中同樣如此。所不同的是，我們的確缺乏像舍曼、戴特、施本絲這樣的以強烈而前衛的試驗姿態，以觀念化的攝影語言來自覺地確認女性的自我身份，並藉以解構父權文化傳統中對女性角色的設定，以女性獨特的知解力展現女性獨特內在世界的女攝影家。我想，我們很多批評家的失望從這個標準來説是有道理的。但問題是，我們卻有很多蘭格式的或者懷特式的女性攝影工作者，她們多數是以報社攝影記者的身份在傳播領域從事著新聞攝影的工作，而這個工作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容易讓人忽略的一點就是，他(她)要人們通過他(她)所拍攝的照片看到的是對象世界本身，而不是攝影者本人。這是新聞攝影的一個基本且重要的法則。在此法則面前沒有性別的差異。蘭格們、懷特們和中國的這些女攝影記者們毫無例外地要像男性記者那樣被派往各地去完成採訪任務。她們和男性一樣遵守著同一種攝影標準，使用同樣的攝影語言，甚至得到相同的工資待遇。我想她們很少想，或者根本不可能要按照一种女性獨有的標準去拍發一張新聞照片。除了作為一個女性攝影家有可能比較容易接近拍攝對象外，你怎樣在一張新聞照片中表現你的女性身份和自覺?又如何在這樣一張照片中自言自語?從這一職業的角度來説，沒有一種“男性”的新聞攝影標準或“女性”的新聞攝影標準，而只有“標準”本身。我想這其中沒有什麼性別歧視，不能説成是一種男性中心主義的強制視角吧?
我們因此會對蘭格們感到失望嗎?我們會把當年懷特們的工作，和今天中國這些女攝影記者們的工作，看作是上了男性中心主義或父權文化的當嗎?我們會把她們這種失去女性標準而只遵從攝影形態自身的標準，看作是失去了女性的身份和自覺嗎?顯然不能這樣簡單地下一斷語了事。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舍曼們的努力與蘭格們的工作不是誰是誰非、誰高誰下的判斷，而是不同的兩元。如果我們僅僅落入一種是非判斷，將那些舍曼式的攝影試驗看作是女性攝影的自覺狀態，而將蘭格式的攝影看作是非女性攝影，並進而否定或者是貶低它的價值，那麼我們又會落入一种女權主義者們製造的文化專制主義的陷阱裏，其結果便是走向另一個極端，使中國女性攝影家的作品呈現出一種全新的但卻可能是單調無味的一統格局之中。這大概會是另一種形式的女性攝影災難。
因此，不管是中國的女性攝影還是西方的女性攝影，都存在著一個“通過攝影來思考女性命運和建構女性自己的文化與歷史”的“女性攝影”;還存在著一個“女性作為人類的一員通過攝影為社會而工作”的“女性攝影”。我想至少有這兩种女性攝影的形態或者更多的女性攝影形態處於一種同時並存的狀態。這會使我們上述的關於女性攝影實質的界定顯得十分單薄和失之簡單。我們沒有理由只取其一而不及其他。
説到這裡，我們會覺得“女性攝影”這個提法本身就是一個尷尬。提倡的好處，是有可能促使中國出現更多的前一種“女性攝影”的實驗，以使由女性攝影家參與的攝影呈現出多元豐富的局面;提倡的毛病是這一概念本身不能完整地涵蓋所有的由女性參與的攝影活動和作品評判，也不能在不同的攝影功能領域(如新聞攝影與藝術攝影)中起規範性作用。站在不同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女性攝影，自然會得出不同的反應。關鍵一點，我以為這不是個“是”和“非”的問題，而只是一個“有”和“無”的問題。
以更廣闊的角度來看，那種過分強調女性的獨特性與自主性的女性姿態，不過是七、八年代西方女權主義者採取的一種對抗性的突圍策略。它以男性中心文化為戰鬥的目標，過分地以重建女性的文化與歷史為藉口，將性別差異強調到了一個不當的位置上，以發動一場“性別的戰爭”(克麗斯蒂娜·霍芙·莎茉絲 Christina Hoff Sommers語)。正像莎茉絲在她的《誰偷走了女權主義》(Who Stole Feminism? 1994)一書中所説的，她們過分地將男性與女性、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對立起來，永遠把自己看作被男性壓制的對象。她們渴望宣傳自己受壓迫的故事，並隨時提醒其他的女性也處身於一種不自覺的被壓迫的命運之中。儘管在今天她們在文化、政治、經濟上已經擁有和男性同等的權威和力量，但她們漠視這個重要的現實，而只是活在自己所編造想像的“受害者”的神話與幻覺裏，活在一個“性別的牢獄”中，並通過一種特別強調性別差異的“性政治化”的策略——什麼都強調女性的獨立與自覺——企圖將女人們聯合起來，把世界上的一切壞事歸罪為父權制併發動一場無休無止的性別戰爭。如果女性攝影是在這種策略的驅動下極端發展下去，而我們又一味地對其他形態的女性攝影表示失望和不滿的話，那麼在這種意義上強調所謂的女性攝影就是一種瘋狂。我想女性攝影工作者們如果一夜之間都放棄現在這種“不自覺”其女性身份的姿態，而朝著這種意義上的女性攝影目標努力的話，那還是不提倡女性攝影的為好。
當然，按照舍曼們的女性攝影的觀點來説，以我男性的身份就不配在此談女性攝影，或許還會有人認為我在此正是表達了一種男性中心主義的姿態或“父權文化策略”也未可知。因此，在説了這許多之後，我還是就此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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