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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世界》雜誌社將於5月13日14：00-16：00在上海市多倫路27號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四樓放映廳舉辦12+DV影像展映.
12+DV影像工作室
《背鴨子的男孩》
評述/訪談 崔辰
導演簡介：應亮，1977年生於中國上海。他在北京師範大學藝術系學習電影，後於重慶大學電影學院導演係獲得文學學士學位。他在拍攝第一部劇情長片《背鴨子的男孩》之前，曾拍攝過多部短片。《背鴨子的男孩》：劇情，DV，100分鐘
獲獎情況：2005年11月東京FILMeX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英國影評網“Jigsaw lounge”評為第35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Top10的第一名2006年4月香港國際電影節亞洲數字競賽金獎。
《背鴨子的男孩》故事梗概2004年的夏天，中國內陸的一個小村莊馬上就要被開發成工業園區了，今年17歲的男孩徐雲和他的媽媽也要隨著村民們搬家了。這時，進城六年都沒有半點音訊的父親居然寄了張千元匯款單回來，這讓徐雲和他的媽媽都以為盼到了可以結束委屈生活的希望。可是，村子裏卻謠言四起，有人説他親眼看到了徐雲的爸爸在城裏做了包工頭，發了大財，有車有房有女人，永遠不會再回鄉下了。第二天一早，徐雲帶了一把刻有父親名字的小刀，背了兩隻準備到城裏去販賣的鴨子，要獨自去把父親找回來。但是城裏頭也並不太平，夏季的洪水馬上就要來了。徐雲先是遇到了一個流氓，後又遇到了一個警察，他們兩人對他的幫助並沒有使他找到爸爸。開閘放水的通知已經下達，城市馬上就要被淹沒了。流氓因為殺人被抓走了，警察卻被人打破了頭。在一片爛尾樓下，徐雲終於找到了早就破産了的父親，他用自己的方式把父親帶回了家。洪水淹沒了城市。而徐雲也回到了家裏，村子已經搬得差不多了，他的媽媽正等著他回來。徐雲也覺得自己獲得了新生。
評述：命運交叉與地緣優勢
背鴨子的男孩》發生在一個炎熱的夏天，鏡頭裏，人和城市的命運微妙地交叉：鄉村少年背著兩隻鴨子進城尋父；四處土木興建的自貢城市正面臨著洪水傾城。這個交叉著城市與人命運故事充滿個人表達的意象，也是一個關於希望和重生的故事，導演應亮説，這也是一個宿命的故事。應亮是個有自己的美學系統的導演，他對長鏡頭的美學效果有很深的領悟，並在這部劇情長片中發揮到極致。《背鴨子的男孩》幾乎都由長鏡頭構成。非職業演員，從主角到一閃而過的配角，加起來有100多人，皆是自貢當地人，應亮將這些非職業演員調動到他需要的狀態，在影片中成為非常有地緣味道的自貢故事中和諧的一部分，這種地道的自貢特色使其充滿了活力，這基於編導對非職業演員的合理調度和對當地環境的深入了解和體察。《背鴨子的男孩》雖然是低成本DV創作，但是作為電影語言的各元素卻充滿了創造性的獨特構思：長鏡頭內部的豐富人物調動及前後景層次和變化、對空間和道具的合理運用和呼應、紀錄鏡頭溶入劇情元素、聲音元素成為劇情的一部分並創造了有層次的空間。專門請的作曲也為影片“動蕩”、“下沉”的氣氛增加了一種靈動的節奏。影片在表面的鏡頭語言呈現出的風格是完全紀實的。但是內在的故事節奏和情緒卻是寫意的。最後，徐雲以自己的方式帶父親回家，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完成了個人的成長，並且在回鄉村的路上重復了開頭“疤臉”的一套江湖處世哲學。導演想要表現出來認同和對成長等各種主題的理解非常強烈地帶著個人印記，這種表現色彩顛覆了任何一種紀錄美學的平靜和內斂，而使片子的紀錄色彩成為另一種富有張力的表現主義。結尾處特地用的一段黑白畫面轉成彩色的瞬間充滿了意味：一種儀式化的成長和更加堅定的人生之旅的開始。之前積累的很多觀念對“DV”電影的理解只是影像新人資金不夠，時機未成熟時的一個選擇。而應亮卻説他將要把這條藝術化的獨立電影之路堅持到底，因為這是最圓滿最充分地表現個人的一個最恰當之途徑。
應亮訪談
ArtWorld：《背鴨子的男孩》是關於缺失和尋找的故事，而在你的成長經歷中，也有過一段父親缺席的時光，這是你拍攝此片的創作源頭？你努力將父親的缺席給予獨自成長的快樂、寂寞以及堅忍，發揮在主人公徐雲身上？應亮：童年的那段經歷確實是我主要的拍攝動機之一。我曾經看過一篇自貢作家廖時香的短篇小説，名字叫做《硬漢》，裏面描述了一個農村的小男孩背著兩隻鵝和他的媽媽一塊進城去給得了肺癆的爸爸買藥的故事。那個故事的時代是文革，內容也和我的這個不太一樣，但是那個背鵝的男孩的形象卻讓我非常地感動，我覺得在他身上體現出了一種父子和家庭的關係。那篇小説一下子就喚起了我童年的記憶，於是我開始思考，我的父親在我個人的生命體驗當中，又佔據著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呢？在我11歲的時候，父親因為非常特殊的原因，離開了家庭有將近三年之久。在這將近三年當中，我度過了一段沒有父親的歲月，周圍的環境和人對我的影響非常得大，成為我成長當中最重要的一段日子。我忽然需要獨立承擔自己的生活和對自己負責了，那種獨自成長的快樂、寂寞以及堅忍等等感覺，給予了我相當重要的生命體驗，是我後來人格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ArtWorld：徐雲尋父的故事和洪水即將席捲城市的故事是同時進行的，一個城市的命運和一個人的命運交錯在一起，大水不可避免地到來，人也無法避免經歷成長的陣痛，讓我想起一句話——你的傷口先你而存在，你來到世間不過為了找到它。你如何放置這麼一個人和城市之間的命運交錯？應亮：就是這樣一種宿命的感覺，謝謝你對片子有如此細緻的觀察和理解！這是一個悲觀而宿命的故事，甚至包括成長以後的出路在哪，也是不知道的，我本人的觀點就是如此。所以，敘事是圓形的，徐雲在片尾變成了片頭裏的某一個人。我希望城市的命運和人的命運（不僅僅是徐雲一個人的命運）在我的片子裏是一種“互文”的關係，也就是可以相互解釋的，而他們的結果都是一樣的：被吞沒。城市的命運，我基本是用聲音來敘述的，因為觀眾習慣認為聲音是相對次要的，這樣就能形成一條暗線，也是一種暗示。《背鴨子的男孩》的敘事視點是屬於徐雲的（也就是説，觀眾看到和聽到的都是徐雲的所見所聞），所以我就把一些徐雲看不到的事情或者我不想讓徐雲（觀眾）看到的事情，用聲音來讓徐雲（觀眾）知道。因為講故事要有主次和明暗，這樣才會有張力和美感。直到最後，人的命運和城市的命運碰到一塊，才用畫面和聲音一起爆發出來，這樣就可以把我所想要的衝擊感最強烈地傳遞給觀眾。有不少觀眾問過我這場洪水的象徵意義是什麼？我出生成長于中國的東部大城市，從沒見過洪水氾濫，2002年的時候，我在四川看到了洪水將至、居民區頃刻間就搬空了的場面，受到了巨大的震動。那次的所見所聞讓我猛然間感覺到，自然界竟然具有如此巨大的摧毀力，而人們所構築的城市卻是完全不堪一擊。這也是寫作這個劇本的另一個主要的動機。我想，如果一定要對洪水的意象有所解釋的話，那麼“洪水”所代表的應該是一場巨變，而這場巨變所帶來的一切就是我在這部影片中所要講的那些故事和人物的命運了。這個解釋是我個人的，不足為答案。在我的心目當中，《背鴨子的男孩》裏，洪水的故事要比徐雲的故事更重要。
ArtWorld：在劇情上，你選擇一個江湖氣息的“老大”和一個警察作為讓少年成長的幫助者，為什麼是這兩種截然對立的身份？這兩個人，一個是暴力，一個是規範，而少年最後在車上的那一段抓賊的段落顯示他學到了更多前者的人生哲學？應亮：這兩個人都是徐雲生命成長當中的“父親”。人在成長的十字路口有可能會面臨各種不同的選擇，刀疤和警察就是這樣兩種對立的選擇。刀疤引領的是比較“堅強”的路線，他有句臺詞：“不要臉的怕不要命的。”刀疤就是“不要命的”。而警察代表的是制度和規範，活得比較窩囊，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他還是以為他有能力保護別人和自己。這兩種人生哲學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我在這個片子裏也説得比較明確。而徐雲最終選擇的是前者，那代表的是我個人的傾向：刀疤至少活得比警察自在，有能力保護自己。
ArtWorld：儘管之前的劇情有所暗示，但當看到你處理父子相會的那段情節，衝擊還是很大，這樣一種爆發方式建立在帶有記錄美學色彩的敘事上，顯得很重，但卻意外收穫到一種近乎寫意的效果。為什麼要採用那樣一種方式帶父親回家？是否這樣的表達方式才能正確、完整而強有力地傳達出你的感受來？應亮：因為我一開始就不希望它單純的是一個寫實的故事，而是想在故事背後隱藏一些意義和體現一些價值。所以，我一直在前面的敘事當中做這種努力和準備。關於結局的拍攝是這樣的：我原本是寫過其他幾種結局的，比如父子團聚，或者互不相認等等。但是，我故意把結局的拍攝時間放在了最後。這樣，就可以通過對其他情節的拍攝，讓我更清楚什麼樣的場面更適合我的這部電影和我的觀點。而當我們終於拍攝到結尾的時候，我發現，只有現在這樣的表達方式才能正確、完整而強有力地傳達出我的感受來了。所以説，這也是一個主觀的故事。
ArtWorld：最後採用一段黑白的紀錄鏡頭，然後到徐雲回到故鄉，在樹下站起來又轉成彩色，這樣的畫面處理是基於什麼樣的想法？應亮：我設置這樣一段黑白的畫面，是想説，徐雲過去的青春歲月都被“吞沒”了，他的有色彩的生活已經走到盡頭了，天真的時光就如同洪水“清洗”過這座城市一樣，被“清洗”得乾乾淨淨了。最後兩個鏡頭由從黑白再變回到彩色，那可能就是一種緬懷和紀念了，同時也可能代表一種新生吧。這個還是我個人的解釋，不足為答案。
ArtWorld：成本控制在3萬元內，但是特地花300塊錢製作了一塊大廣告牌，在電影裏確實引人注目，但也僅是一走而過，這是為什麼？應亮：這個牌子花了500塊。花錢多少和在片子裏出現的時間長短不能有什麼比例的，哈哈，能起到效果就算達到目的了。首先是因為，我需要一個能直觀體現這個城市商業感的場景。但是，我們很費心地找了一下，發現很多具有標誌性的造型並不太適合被拍攝；而且我們的製片條件非常差，不可能在人很多的街道上去拍攝。於是就狠一狠心，花了這麼一大筆錢做了一個廣告牌：長5米多、高3米多。拍攝是在一塊空地上進行的，觀眾聽到的馬路上喧鬧聲，是我後期混錄上去的。
ArtWorld：採用什麼型號的DV？你在拍攝這部長片之前拍過11部不同類型的短片，在之前積累拍攝技巧方面，在拍攝這第一部長片的時候，哪些你認為最重要？應亮：我用的是SONY-VX2000E，是借來的。我曾經拍攝過11部錄影短片，使用過各种家用錄影機，有VHS的，有Hi8的，有Digital8的，也有單ccd的MiniDV。我非常喜歡這種廉價的、個人化的設備，它讓我一個人就能掌握一部影片的“全局”。我非常非常認同周傳基老先生一直提倡的“個人電影”的概念，這個概念和“獨立電影”是有質的區別的。“獨立電影”還是屬於“受制於人”的電影，要受制于投資人，受制于笨重的工業技術，受制于外部的製片和發行環境等等；而在“個人電影時代”，軟硬體都掌握在個人的手中，DV和個人電腦把製作成本降到很低很低的限度，拍什麼和怎麼拍完全由個人決定，拍完以後給不給人看，給誰看也完全由你自己決定，因為你自己已經負擔了所有的成本。藝術電影的終極目標就是把攝影機變成一支筆（也有可能是鍵盤，呵呵），我想，這應該是所有真正熱愛電影的人的夢想。還有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些短片教會了我怎樣運用視聽語言來講故事，做到“詞”要達意，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要訓練的。我覺得自己的短片拍得還是不夠多，那個拍《第六感》的導演拍攝過40多部短片呢。
ArtWorld：夜景影像的光線處理得非常好，相對於DV來説你在技術方面的發揮可堪完美。應亮：打光，靠的是基本功和經驗，和設備的級別也是沒有必然聯繫的。要説設備級別，現在的數字技術已經革命到如此的地步，無論是聲音和畫面，至少比70年代得要強很多倍！所以説沒什麼藉口的。在拍攝《背鴨子的男孩》期間，我有一個在電影廠做攝影師的朋友，叫李榮聖，50多歲了，今年已經退休了！他非常熱心，先後兩次坐40多個小時的火車從上海到四川來幫助我們。他非常厲害，能把最普通的日光燈管改造成非常實用的照明燈具，而且任何工作他都願意分擔，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聲音的錄製和製作也是這樣。在現場，我拿著錄影機拍攝畫面，而彭姍就用一台8毫米的錄影機來錄聲音。後期的時候，Premiere就已經足夠了。我覺得現在這個成本稍微少了一點，如果有大約5萬元，那麼我就可以支付勞務費給那些演員和幫忙的朋友了——我最最該感謝的就是他們！如果有大約8萬到10萬元，那麼《背鴨子的男孩》的聲音品質會有一個質的提高，畫面會更好，拍攝時間會大大縮短。但是，即便沒有那麼多的錢，只有不到3萬元，我也依然相信，《背鴨子的男孩》要比很多花了300萬元的電影要好得多。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革新，製作電影的成本只會越來越低，個人電影時代必然到來！
ArtWorld：影片裏的自貢，仿佛散發出當地土壤的氣息，這種味道出自本鄉非職業演員的氣質、語言，也出自非常熟悉當地情況的創作者為這個城市量身定做的劇本，還有長達三四年的醞釀期中對自貢每一個有意思的場景的深入發掘，中國影片非常缺乏這種原生態的地域氣質。你怎麼看待影像中的地域特色？這是你的第一次長片拍攝，你成長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為何選擇了自貢這個在中國並不引人注意的西部小城市？應亮：選擇在自貢拍攝，首先有一個很被動的理由，也是很實在的理由，那就是省錢。自貢的物價在中國屬於相當低的，上海是自貢的三倍。自貢也是我的製片/女友彭姍的家鄉，可以憑藉她的經驗和能力，解決當地所有的製片困難。《背鴨子的男孩》能用那麼一點錢就拍完，一方面是因為數字技術的發展，還有就是在自貢拍攝。當然除了省錢以外，選擇自貢，肯定也是有別的原因的。自貢是中國四川省的第二大城市，具有中國西部城市的代表性，尤其能代表四川的特性。中國西部省份的城市特徵就是城鄉混雜，你雖然身處自貢或者重慶最熱鬧的商業幹道，但是一拐彎就可能看到農戶和稻田。在自貢，每個人都會有城裏的和農村的親戚。雖然，我出生、生長于上海，而這個故事發生地在自貢。但我卻沒覺得有什麼障礙，反而現今自貢的社會經濟狀況更接近我童年時代的上海，而從自貢這座城市裏面所散發出來的濃郁的鄉土感，正是我想要的那種“生長的感覺”。最近5年多來，我一直在西部生活和拍攝，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去記錄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我也非常喜歡四川省和自貢市，那裏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狀態和追求。很湊巧的是，作為演員的徐雲，他也有過和我類似的童年經歷，所以理解起來毫不困難。
ArtWorld：這部片子全部選用自貢本地的非職業演員，所用非職業演員之多達到了180多人，看起來自然流暢，但對於一個導演來説，調動非職業演員是有相當大的難度的，你怎麼樣調動如此之多的非群眾演員？應亮：我比較討厭職業演員，國外演員的表演方式是比較能真實反應當地人的實際狀態的，但是中國職業演員的表演方式是超現實主義的、非常滑稽的。所以，我不需要他們，何況電影本身也並不需要什麼“表演”，只需要恢復生活的常態就可以了。首先是選演員，要挑選人物和本人身份比較接近的演員，這樣有助於他們恢復生活的正常狀態。當然，他們的形象和氣質也要符合完成片的要求。而我遇到的絕大多數是“正常”的普通人，只要按照我的常規來拍攝，他們都是可以勝任角色的。電影裏沒有表演，只需要恢復生活常態就可以了。
ArtWorld：和拍攝一樣，你的片子進入電影節的渠道幾乎完全是個人化的？片子至今已在東京FILMeX電影節獲得了評審團大獎，而且還進入了今年鹿特丹、瑞士弗裏堡、香港、新加坡、美國（舊金山和翠貝卡）等多個國際電影節的競賽單元， 一部DV電影不僅和膠片電影平起平坐地參加電影節的競賽而且獲得最高榮譽，這意味著你在不久的將來有更多的資金來源去拍攝電影，以後如果有充分的資金，在使用機器，拍攝題材，和演員方面，會有什麼改變？會不會走向傳統的電影製作？應亮：這也並不意味著我就會有更多的資金去拍電影，哈哈。我的製片方式會導致所有的電影商人成為我的“仇人”，同時，我也很樂意成為他們的“仇人”，哈哈，我原本不用依賴他們去拍電影和生活。在鹿特丹的時候，我看到那麼多的生意人在談論各種投資計劃的時候，覺得挺滑稽的，因為在當代，如果你打著為藝術而拍電影的牌子的話，是可以完全不必理會別人的想法和感受的。我當然希望將來會有充分的資金，就像我先前説的那樣，這樣我至少就不用再去借錄影機了。但是，我所謂的“充分資金”對於大製作的傳統電影來説，肯定還是幾乎等於沒有的。我很滿意現在的方式，不會有任何的改變，傳統的電影就讓它們過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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