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藝術拍賣市場
“藝術拍賣”是近年中國藝術界又愛又恨的詞彙。2010-2012年間，“春拍”、“秋拍”屢屢創下的天文數字，讓買家沉浸在一片資本飛舞的亢奮之中，但如影隨形的“雜音”也令投資者們心有顧慮，譬如，“流拍”、“落了槌，賬未到”、“炒作大於實際”等怪象，映襯出當下中國藝術拍賣市場的奇特景觀。而“規範缺失、監督缺位”的弊端，更是暴露了當下藝拍界欲蓋彌彰的命門。
與亂象頻生的內地“藝拍”相比，香港藝拍界卻是另一番面貌。4月5日，中國嘉德(香港)2013年春季拍賣會在港島香格里拉酒店舉行，整場拍賣會估價超過2億港元。作為“內地藝術品拍賣風向標”，嘉德公司甫一進軍香港就迎來“大動作”，這也佐證了香港“全球三大拍賣之都”之稱並非浪得虛名———香港的藝拍土壤到底有何核心吸引力，可以令內地乃至世界的拍賣巨頭趨之若鶩，紛紛注資進駐？內地這廂亂象不斷，香港那廂卻井然有序，難道在“藝拍”這個領域上也存在“一國兩制”麼？
“拍賣底蘊”助力香港成為藝拍交易之都
今年，掀開中國“春拍”大戲的重鎮，並不是北京、上海這些以“文化之都”自居的城市，各界拍賣主力竟紛紛把觸角伸向香港。三大拍賣巨頭香港蘇富比、中國嘉德(香港)、保利香港幾乎在同一時間集結香港舉行拍賣，這也使得這場春拍大戰頗具看點。
除了嘉德之外，香港蘇富比亦祭出3100件總值約17億港元的“鎮山之寶”，保利香港推出1000件估價4億港元的拍品，“過億”已經成為香港藝拍巨頭們提振聲威的重要關鍵詞。
儘管香港藝拍和內地一樣，也有“天價”的傳統和情結，但是，多年以來，卻鮮有負面新聞，“流拍”、“有價無市”之類的鬧劇幾近絕跡———較高的誠信指數和規範指數，是香港自上世紀70年代啟動“藝拍”以來一直堅持的核心，也是香港藝拍運轉將近40年“幾無雜音”的關鍵因素。
上世紀80-90年代，香港“藝拍”迎來關鍵的發展期，一個相對完善的藝術品交易體系日漸落成。譬如，除了“拍賣行”這樣的一級交易機構外，還有博覽會、畫廊、藝術金融市場之類的“二級陣容”與之呼應，大、中、小型拍賣行各司其職，各有不同檔級的作品資源、客戶資源，形成互補及聯絡。原來，早在80年代末期，這個區區1000多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城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從貨源、仲介到終端環節均高度完善的藝術交易鏈條，而土地更為廣闊、文化底蘊更為豐厚的許多內地大都市，藝術交易鏈至今都仍或多或少存在“缺胳膊少腿”的狀況。
而香港的“拍賣底蘊”，也遠非從小農時代緩慢過渡到商業文明中的大多數內地城市所能媲美。如今，香港的“藝拍大鱷”大多具有悠久歷史背景———譬如，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隸屬於倫敦佳士得拍賣公司，它1766年在英國倫敦成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藝術品拍賣行之一；而香港蘇富比也同樣有“倫敦背景”，1744年成立的它早年曾經營書籍拍賣，為史上傑出人士如拿破侖等人的大規模藏書提供交易機會。
而相關法規、制度的規範性，香港也有較高的完善度。在拍賣法案上，香港延續的是英國的法律，迄今已逾200年。反觀一河之隔的深圳，首家拍賣行成立的時間是1991年，而首部與拍賣相關的法規是1999年發佈的《深圳經濟特區財産拍賣條例》，而與“藝術、文化”相關的拍賣細則，就更顯滯後和缺位了。
香港法律界對“假拍賣”的界定更使“炒作式行銷”無以遁形。香港商業法律《假拍賣條例》規定，若是拍賣之後所付的價錢低於所出的最高價，則謂之“假拍賣”。“任何人發起或主持、或協助發起或協助主持任何假拍賣，將一批貨或多於一批貨在該拍賣中售賣或預約售賣，即屬犯罪，可處罰款$20000及監禁5年。”而去年10月，香港文交所設立“拍賣退市制度”，對藝術品發售和交易規則進行修訂，也是在給買家動輒千萬、百萬的鉅資上了一道“保險”。
香港藝拍誠信度高，體現其“國際性”和“品牌意識”
“舉個例子，在內地，一部齊白石的作品可能會被拍賣行估價為100萬元/平方尺，但是，在香港佳士得、蘇富比等知名拍賣行，估價可能僅僅是40-50萬元/平方尺。這簡直有點‘店大欺客’的味道。”《中國畫家》雜誌社常務副社長江福全回憶他前些年參加香港“春拍”的切身體會，同時也拋出了耐人尋味的問題———香港拍賣行底氣何在，竟敢如此“漠視”名家作品？這種“壓價”的背後又暗藏了何些玄機？
原來，在香港藝拍機構的經營理念中，“品牌意識”永遠淩駕於利潤之上。“壓低名家作品的起拍價格，實際上是從一開始就杜絕‘炒作’可能，這種‘原則’的堅守實際上相當於一種品牌的護衛策略。利潤雖然很誘人，但是對利潤的過度追逐可能會使幾十年建立起來的拍賣品牌毀於一旦，這一點，香港藝拍界都深有共識。”江福全説。
而香港藝拍對“品牌”的集體性重視，“零緋聞”是其中的另一個體現。正如香港東方文化研究院書畫學部委員劉勇所説：“我在香港參與各種藝拍活動，幾乎沒有聽到過什麼負面新聞，各家拍賣行都十分重視信譽度。但內地情況卻截然相反，對一件拍品的真偽判斷，很多行內名家都常常會有意見相左的狀況。”
為何香港藝拍界對“信譽”較真到近乎潔癖的程度？或許可以從香港的“國際性”定位中找尋答案。“香港是一個國際性城市，它有龐大的國際買家、賣家、藏家隊伍，有背倚內地、輻射亞太的國際性地緣優勢，還有很多經貿、文化創意産業等‘邊緣領域’的國際性客戶，在這種背景下，品牌、信譽、誠信的維護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是香港的城市定位所決定的。”1001畫廊負責人王新明告訴南都記者。
國際化的城市定位，給香港帶來的另一個潛在的約束力是———如果“造假”，全世界的媒體都會來曝光。“香港不少藝術品拍賣行、畫廊及仲介機構都有‘國際’背景，本身或許就是國際機構的連鎖品牌或加盟品牌，因此在香港發生的藝術事件，一定程度上都是‘國際’事件，在各路媒體的聚焦下，一點點瑕疵都會帶來滾雪球效應，這是一種潛在約束。”格灃藝術機構負責人黃瀧如是説。
世界藝術品拍賣格局重新洗牌，香港或是最大受益者
品牌意識、底蘊基礎、制度完善、交易鏈條成熟……這些僅僅是香港“藝拍”的靜態優勢。事實上，全球化的經濟、金融頹勢，以及近年來中國內地層出不窮的藝拍風波、越來越重的稅收指數，卻無形中為香港藝拍累積了一些“動態”的推力。
對於香港“藝拍”的未來，宋莊藝術節總策劃、知名藝術評論人岳路平作了個樂觀的比對：“瑞士巴塞爾，如今之所以能成為著名的藝術之都，很大程度源於當年德國國內藝術文化環境的混亂，才使得德瑞邊界的巴塞爾坐收漁人之利———由於官方意識形態的打壓，大量德國經典藝術作品南流，終於使巴塞爾‘逆襲’為了藝術界的新貴。而香港目前的境況，和當年的巴塞爾極其相似。”
岳路平認為，若要評選“亞洲藝術交易之都”，香港至少有三方面優勢———自由貿易港優勢、意識形態優勢、稅收優勢。“為了爭奪亞洲藝術品交易的制高點，香港、首爾、新加坡正在進行激烈的PK賽。新加坡想最大限度發揮‘自由港’的優勢，在樟宜機場的‘免稅倉庫’中存放了大量的免稅文藝作品，這就起到一種‘藏寶’的作用；而首爾繼續用‘低稅’政策吸引投資者。香港兩者皆有，但一個更突出的優勢是意識形態上的———它具有國際化的平臺，同時又遠離中國的意識形態中心地帶，這意味著香港會被多樣化的藝術觀念所籠罩，又能避免意識形態的侵擾。因此，香港在硬體、軟體上都初步達到了‘藝術交易之都’的標準。”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是藝術拍賣公司的遷徙路徑。“很多原來在內地落戶、駐紮的藝術品拍賣行如今紛紛移師香港———為什麼？不堪於越來越重的稅收負擔，利潤的銳減使拍賣行經營者們不得不另謀出路。但是，他們又怎能放得下華人藝術品拍賣市場海量的人口紅利、資本紅利呢？因此，完美銜接中西文化的香港就成了他們最好的‘過渡’選擇。”黃瀧表示，藝術拍賣行呈現“港漂”傾向，絕非偶然。
當然，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香港如今之所以能成為藝拍界的“階段性寵兒”，全球性的藝術格局“洗牌”才是最核心的因素。“香港‘藝拍’之所以被帶旺，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全球藝術界普遍轉型的當下時代，舊有標準覆滅，新的標準尚未建立起來，傳統的藝術壟斷機制被打破———這對香港而言是個很大的福音，香港這種思潮集萃、又能被國際化資源眷顧的城市，是最有可能在‘洗牌’的關鍵階段異軍突起的。”黃瀧補充。
香港“藝拍”的成功模式，于內地而言是值得借鑒的參考樣本，同時也對內地産生了微妙的“倒逼作用”。“自從香港吸收大量世界各地的藝拍力量後，內地方面終於有了危機感，也開始於去年年底起邀請一些國際知名的大拍賣行進駐北京，這相當於對歷年‘春拍’亂象、藝術品交易爭議的一次危機公關，也是香港方面的成熟運作‘倒逼’內地的結果。不過，一個城市能夠吸引多少國外拍賣行尚屬其次，更根本的是從拍賣制度上升級刷新。譬如，我們能不能準確地擬定出‘藝拍’的學術標準、市場標準，或者把拍賣品的價格變動軌跡製作成‘數據庫’，以供後來者進行‘歷史考據’？這樣，藝術品交易就能始終在一個‘透明’的環境中運 行 ，達 到 真 正 成 熟 的LEV EL。”岳路平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