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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畫家羅傑(化名)靜靜地坐在15平方米不到的畫室裏，看著門口發呆。這裡是大芬盧浮宮的二樓，沒有空調，油彩的味道蒸騰在悶熱的空氣裏，整個畫室彌散著一種異樣的氣息。走廊空空蕩蕩，偶爾會有人走過，敲碎仿佛凝結成塊的寂靜。
“這個月一幅都沒賣出去。”羅傑回頭看著滿屋子的畫，顯得有些不好意思。比起盧浮宮內的許多畫師，羅傑在張羅生意方面並不懶惰——在他的隔壁畫室，大門已經緊鎖了好多天，門上貼了一張小紙條：“買畫請電聯××××。”“那是給一些老顧客留著的。” 羅傑説，他們這裡已經很久沒有新顧客到府了。
比起盧浮宮的冷清，布沙路的另一側，大芬油畫村在夏日的陽光中顯得活潑而有生氣。就在今年第八屆文博會上，大芬油畫村分會場1200多家畫廊、門店、工作室共實現交易額6378多萬元。
這些火熱的數字中有多少是原創畫家們的貢獻難以統計。“也許很多，畢竟一些好的作品單幅就能拍賣過6位數。”但這種盛會對於羅傑這樣的普通畫家而言，熱鬧得有些心酸——文博會月份顆粒無收，接下來的日子可能更難。
原創夢想不斷升騰，但難以離開行畫“溫床”
羅傑在大芬村的10年，見證了大芬村從“複製工廠”到“藝術市場”的變遷。
2002年，美術院校畢業的羅傑從福建一個小城市來到廣東，住在破舊的出租屋裏，做些雜七雜八的活來養家糊口，對藝術並沒抱多大希望。一次收音機裏的介紹，讓他知道在深圳有個“畫畫也能填飽肚子”的地方。就這樣，他慕名來到大芬村。
那時的大芬村還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行畫工廠”。所謂行畫，就是已經有了市場行情的商品畫。跟大多數人一樣，羅傑每天工作10個小時。憑著紮實的畫功，他每幅臨摹作品能賣到200元，遠遠超過平均水準。“畫了好些年，什麼單都接過，不過畫得最多的還是世界名畫，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梵·高的《向日葵》之類的，不知道畫了幾百遍。”
這種日復一日的重復勞動，讓羅傑感到厭煩。心裏原創的夢想在不斷升騰，但他難以離開行畫的“溫床”。“臨摹不是條長久之路，但畢竟收入有保障，不比村裏的原創畫家，一幅畫幾個月都賣不出去。”
如今，羅傑也走上了這樣的道路。成為他職業生涯轉捩點的是2008年突襲而至的國際金融危機。在這場大風暴的席捲之下，大芬村國外訂單銳減，不少畫商出口轉內銷遇阻，資金鏈突然斷裂，行畫業表面的繁榮被打破，幾近崩盤。許多畫師們的好夢隨之幻滅，大批油畫店舖也深陷瀕臨倒閉、關門歇業的慘痛局面。
“在那之後我就堅定了要搞原創的想法，因為行畫的路不保險，但轉型非常非常難，我曾有8個月沒賣出一幅畫，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畫什麼，只能靠積蓄度日。”回憶起那段痛苦的日子，羅傑心有餘悸。“那時候每天都會聽到這個回老家了，那個改行了。每次聽到店舖的鐵門刷刷地拉下，心裏都會一驚，我知道很多人再也不會回來了。”
大芬原創市場並未如想像般火爆
社會上對“大芬模式”的反思隨之四起。部分學者直斥大芬村過於依賴複製，迫切需要更新思路。痛定思痛，大芬村決定重新調整發展模式，油畫村中具有收藏價值的原創作品逐漸被提升到價值鏈的最高端。
“當時政府推了很多政策來鼓勵原創。比如，帶我們去采風，還在保障房分配和積分入戶上給予傾斜。”在政府的引導下，大芬村的畫家們開始紛紛轉型。2009年，羅傑就是在政府的引導下來到盧浮宮，在這個旨在打造原創藝術精品的展銷中心，租了一間小小的鋪面，結識了一大批原創畫家。
仿佛一夜之間，大芬村搞原創的人多了起來，但原創市場並沒有如想像般火爆。盧浮宮就是典型的例子。開業6年來，由於租金比大芬村內便宜好幾成，這裡曾先後雲集了百餘名原創畫家，但因為市場冷清，又漸漸地流失了大半。
目前，盧浮宮一樓的大部分已經被搞行畫的店舖佔據，堅守在二樓的原創畫家生存狀況也不樂觀。很多來買畫的看了一樓五花八門的行畫後，基本沒有興趣再上二樓瞧一眼。據了解，像羅傑一樣一兩個月賣不出一幅畫的畫家非常多。一位多次參加全國各地畫展並獲獎的畫家姚星告訴記者，自己早在2003年就專心致志地搞起了創作，在大芬村名聲也不小，但最得意的一幅作品僅僅開價5萬元，依然鮮有問津。
“2009年開始政府就説培植原創，但大芬村原創油畫的牌子一直沒有打響。加上這兩年經濟形勢好轉，很多人又轉回了做‘行畫’，剩下的原創畫家不過兩三百人，過的基本上是‘3年不開張、開張吃3年’的日子。沒人來買，還不斷壓價，原創畫家的積極性很受打擊。”大芬村流動人員團支部書記陳志武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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