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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懇待人 熱情交友
父親的朋友很多，因為他為人厚道、誠懇、講義氣、樂意幫助別人。當時家裏經濟條件不錯，租了較大的房子，和丁悚先生住同一個弄堂內，周圍也還有不少朋友。母親是很能幹的，能做一手好菜，因此父親經常帶朋友來家便飯。父親對家務事是不行的，一切靠母親操勞，甚至搬家、出門理箱子多半是母親一人做。有她這麼一個賢內助，生活上不用太操心，可以專心一意地畫他的畫搞他的業務了。父親對朋友是很肯幫助的，借錢或介紹工作是常事，總説，“朋友們有飯總要大家吃吃的。”借出去的錢，自己有困難，別人不還從不開口去要，總説人家一定更困難。有一次朋友借錢做生意賠了，請他吃頓飯就算一筆勾銷。又一次為朋友作保，出了問題，人家就找保人，封了我家的門，反而代人還債。從此我家經濟就困難了，只得緊縮開支和搬家。全家的生活完全靠父親辛苦作畫的稿費，所以他知道畫家的艱苦，十分同情作者。他辦雜誌刊物時，凡稿子一採用，便馬上發稿酬，逢年過節時還讓母親親自送去，説人家過節一定急需用錢的。由於他的為人處世，朋友們都十分敬重他，也肯幫助他。他受了別人的好處總感激不盡，唸唸不忘。年輕時在戲院後臺，突然肚子痛得打滾，俗稱得了“絞腸痧”，京劇武生張德祿急忙親自送他去醫院才得解救，可惜這位好友早已不在人世，這件事他就經常不斷提起。對朋友大都提他們的長處，常説某人是個好人，夠朋友，肯幫人忙，某某有本事，靠得住等等。對一些人的缺點卻常抱寬容態度，只説某人不夠意思，沒有肩甲（不負責任），某人滑頭，拆爛污了，真不愜意等等，往往一笑了之。 人生處世 立場分明他對世態人情曾看得很淡，往往採取與世無爭，超然旁觀的態度，覺得人生是個舞臺，每個人都在扮演某個角色，像在演戲，好人壞人，上上下下。視政治也是個舞臺。這些思想反映到作品中，對有些事物往往採取超然態度，即使是嚴肅的政治問題，也就諷刺、挖苦一番，有時説是開開玩笑，尋尋開心等。這好像是作為一個漫畫家所特有的風度和創作風格，但不等於説他的政治立場不明確。從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分析看出，他是愛國的，反帝、反法西斯、反抗日本的侵略，也反對國民黨的反動腐敗統治，嚮往民主自由，主持正義，要求進步，解放後擁護共産黨的正確領導，希望中國建成一個強大永不受人欺侮、人民生活幸福富有的社會主義國家。
參加抗日 流離顛沛
30年代初，在時代圖書公司搞出版事業，前後數年間，他畫了不少諷刺畫、民族風情畫、裝飾壁畫、封面設計、小説插圖、傢具設計等，同時和漫畫界同人葉淺予、魯少飛、王敦慶、黃苗子、張正宇等人發起，組織第一屆全國漫畫展，並成立中華全國漫畫作家協會，漫畫抗敵協會，為中國漫畫事業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由於帝國主義侵略．日寇發動侵華戰爭，國內經濟不景氣，時代公司幾經轉手最後也辦不下去了。家庭經濟也發生困難，在我後面出生的三個孩子相繼病亡，祖父因傷心也病故了。父親一面在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教課，一面為報刊畫插圖、畫小説封面等維持生計。1937年編輯《抗日畫報》，直到上海淪陷，只留下祖母和我在上海，攜家逃往香港。受香港星島日報之聘任美術部主任，並繼續畫抗日諷刺畫和插圖等。有空也和美術界同人畫人物素描、速寫、風景水彩等習作。1939年為能親身參加抗日工作，離家只帶我（這時祖母在滬過世，我也去了香港）從東江遊擊區進入內地，同行還有丁聰、徐遲、李烈鴻（電影錄音師），他們去重慶中國電影製片廠搞電影工作。在重慶工作不久，因新四軍事件和受延安去渝考察的好友胡考、張仃的影響，對國民黨的反共和政治腐敗大感失望。1941年將我留在內地求學，又重返香港星島日報任出版主任，繼續畫漫畫等。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為了生活與友人合資開飯店，設計了店面並畫壁畫裝飾室內。後因自己畫過不少抗日漫畫是個抗日分子，聽説有人要告發他，迫他去為日寇編《大同畫報》，得此消息，便趕快連夜逃離香港，也不敢回家，託辭去廣州灣搞分店。1942年又從廣州灣攜家逃難去桂林，路費也是向人借的。1943年，為了生活，租了一間辦公室與新中企業公司合作搞美術工藝實驗工廠，設計傢具、建築，畫室內裝飾畫，準備發展工藝，此外仍在報刊發表漫畫。可是好景不長，碰到湘桂大撤退，我那時上學也去了桂林，全家又一路逃難，吃盡了苦頭。幸有友人幫忙，父親也接到一批畫扇面的活，籌作路費，才到了貴陽。後敵寇長驅直入，獨山吃緊，由戲劇家熊佛西領導一批文化人也包括家屬組成一個文化墾植團，一面搞文化工作，一面逃難，經遵義向重慶進發。
環境艱苦 畫筆不停
父親雖然在這艱苦環境下，仍抓緊一切機會畫速寫或素描人像，工具只是幾支鉛筆頭、炭精條，色彩是幾瓶幹了的廣告色、馬利水彩和一個調色盒而已。內地的紙是寶貴的，他從不浪費紙張，所以揀到幾張破紙就用來畫速寫。他很勤奮，沿途手上總帶著速寫本，隨時可拿出來畫幾筆。遇到各地風土人物、房屋建築、窗飾圖案、花鳥魚蟲凡有興趣的都勾下來。他自認不是科班出身，即沒有經過正式美術學校素描靜物等訓練，但認為，同樣要把握現實，面對自然就要老老實實地觀察描寫，忠實地刻劃形象，玩不得花樣。他的速寫很有特色，也是他的生活記錄，有時有所感，常在畫邊寫上幾句，聊以自遣。例如畫了一條躺著的瘦狗，邊上寫下“中國狗”三個字，深感中國的貧窮苦難，連狗也這樣可憐而萎靡不振的。
專心創作 為民主戰
1944年底，總算到達重慶，老友葉淺予、廖冰兄歡迎他去北溫泉，並建議他集中精力重振戰筆。全家便去北溫泉租房住下。他一下畫了五幅漫畫，參加了重慶的“漫畫聯展”，接著又用四個月時間畫了長篇諷刺畫《西遊漫記》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當時創作時，被住在隔壁的軍統特務發現，便天天在門口破口大罵，不斷搗亂，目的是不讓父親安心作畫。好在畫即將完成。當時作畫的條件很差，一塊木板，架在逃難隨身帶的箱子和鋪蓋上，這情景廖冰兄曾為他畫過一張漫畫像，十分生動真實。1945年日本投降，在重慶和成都兩地舉行了畫展，很受觀眾歡迎，但展出時不注意，被特務偷走一幅畫。為了不影響第二天的展出，還連夜趕制了一幅補上。1946年回到上海原打算再展出，但政治壓力加強，《西遊漫記》被禁止展出。國民黨堅持反共打內戰，殺害民主人士，看來上海也呆不下去了。
走革命路 為黨工作
他只得又去香港，被聘于“大中華電影公司”任美術主任，主持試驗拍卡通片，不久試拍成一個片頭，效果非常好。當時一起工作的有廖冰兄和特偉（他也是漫畫家，解放後回來負責了中國美術電影製片廠的工作），但後來因為經費等問題，這一事業未能開展。1948年他又被聘去“永華電影公司”任美術主任。在從事電影工作的同時，他沒有放棄繪畫，仍抽空畫插圖、諷刺畫等，並加入了進步團體“人間畫會”被推為會長，實際在地下黨的領導下。他在電影界也作了不少工作，組織讀書會，搞募捐演出，畫巨幅毛主席像等工作，迎接廣州的解放。我當時杭州藝專畢業在家，也在電影公司工作，作為他的幫手，也參加了畫會和電影界的讀書會。由於他的地位和資歷，家裏總不斷有畫界和電影界的朋友來往，工作相當忙碌。他知道自己的任務是在美術界和電影界擴大左派民主進步勢力。雖然自己不是黨員而實際卻做著黨的工作。廣州解放，本急於回國，但留下的工作要交代，一家人回來準備行裝，變賣傢具雜物，籌措路費也很不易，直到1949年底，一顆嚮往革命建設祖國的心，使他不顧一切，克服困難，回到北京來了。
從事教育 服務社會
回國之初，生活一時也很困難．一家人全都寄住在好友葉淺予家裏，擠著打地鋪，之後才租到一間十分潮濕的民房住。他被聘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在實用美術系和張仃同志一起搞教學工作，倒也志同道合。後來實用美術系改為工藝美術學院。對美術教育，根據切身經歷，他有一套想法，他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但他不善言辭，沒有系統理論教育經驗，對學生講課像是茶壺倒餃子，加上學校政治運動中教師間的複雜心態，教學觀點不一，常有蜚語。他説，我不想爭權更不想做官，只想實實在在地工作，出些成果，為什麼老這樣別彆扭扭。為此他曾十分苦惱，懷疑自己是否合適搞教學工作。他很愛努力學習、有才華而人品好的學生，常為他們的成績高興，只要學生理解和需要，真願將自己的所知，“一榻括子（全部）倒給他們”。這是他的真情，相反他對子女的教育卻沒那樣關心，説是，自己去“闖”吧。除了學校的工作外，他擔當的社會任務也很廣很雜，各方面的需求不斷找到府，使他忙得不可開交。對來訪求教的，他總熱情接待，不厭其煩地談，出主意，還親自動手幫助解決問題。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故各方面都要來找。他來者不拒，總説，這些事是“打雜差”，但都是人民需要的實際工作，你不肯做．誰去做呢？應多為人民做些事，人家也是看得起用得著才來找你的。因此解放後自己主動去畫的東西不多，諷刺畫極少，倒是被動地被約稿畫了不少民間故事插圖、封面裝幀設計，其他還有舞臺服裝、布景設計、電影美術設計、郵票、徽章、展覽會設計、雜誌編排，以及國徽圖案、人大會堂賓館的室內佈置、傢具設計甚至遊行隊伍的設計等，總之整天忙於應付門市。其實他何嘗不想有多些時間和條件去畫自己所最喜愛的裝飾畫呢？這是他多少年來的心願，多麼想創作出自己理想中美的形象．來使人們的生活裝點得更加美好。1956年他得了高血壓病．但工作仍很忙碌。病中還為動畫片“大鬧天宮”人物造型和美術設計。1960年又發病，行動和説話都不便，完全在家休養，但他仍用不太靈活的手．顫抖地為文匯報畫文藝刊頭，用水墨畫京劇金錢豹，畫定軍山老黃忠，題詞為“老當益壯”。可見他多麼想戰勝病魔，能再奮筆作畫呵。
老妻照顧 寂寞養病
很奇怪，生病之後，除了幾個親近好友偶而來看他，就很少有人到府來了，家裏突然十分清靜，他不免感到寂寞，整日不言不語，困難地重新翻閱他愛看的《約翰•克裏斯朵夫》一書，想從中找到什麼似的。生病期間，生活全靠我母親伺候，因為兒女都各自有工作，不在身邊，一日三餐，買菜做飯，扶進扶出，都是母親一個人，真是十分勞累。父親知道這一輩子所以能專心工作而沒有後顧之憂，多虧有妻子的幫助，如果沒有母親默默無聞的勞動和支援，那困難是很難想像的。1965年5月4日，病又復發，他緊握住妻子的手不放，流下萬分感激之淚，與世長辭了。
片言只語中了解父親的藝術見解
父親的一生，很多時間在戰亂中度過，流離顛沛，環境坎坷，肩負一家人的生活重擔，可仍時時不忘對藝術的追求；勤奮好學，不斷從生活各方面吸收養分，所謂見多識廣，更重要是在實際工作中不斷提高，積累經驗。他平時沒有長篇的理論敘述，只往往在某些場合，流露幾句很能解決問題的話，可惜限于我的水準，理解力差，也沒有在意記下來，只好盡力回憶，也許有錯誤，望行家指正。如他十分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常説，“要拳不離手，曲不離口”。又如他體會到不同藝術的特殊性包含著共同性，有它們的共同規律，所以常説，“許多道理是一樣的，畫畫也像寫文章，像唱歌，有章法，有節奏”、“書法和繪畫的道理是相通的”等等。他知道生活是藝術創作的源泉，所以十分注意生活的積累，藝術形象的積累，説，“見多識廣很重要”、“人腦像只書櫥，平時要多裝些書進去才有用處”等。對客觀自然的觀察他是忠實認真的，常説，“畫素描速寫不像是創作，應該老老實實的”，但也感到藝術創作不等於生活單純的再現，説要有想像力，他常開玩笑地説，“我是騙騙人，是造謠言”，“造謠騙人也不容易”。的確，造謠騙人使人相信，是需要抓住事物要害，毫無根據地胡編亂造，當然不能使人信服，藝術也就失敗了。藝術創作，他説，“膽子要大，不受拘束，不排斥變形誇張，按自己的意願去表現”，並主張創新，放得開，做到無法無天；但也説，“有法才能無法，無法是從有法來的”等。 他很強調藝術造型的裝飾性，認為不管古今中外的美術創作，都有自己不同程度的裝飾性，各有主觀上不同的藝術意向，不論古代希臘、埃及、現代西方、非洲、東方印度、中國、日本、印尼等，無不帶有各自的裝飾性和造型手法，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藝術上的形式規律。他説，“重視形式不等於脫離實際內容的形式主義”。他的創作態度是認真的。他説，平常要多看，但臨到面對白紙，就要丟開一切和這張無情白紙作鬥爭，接受考試了，開始你心中的點子不妨要多些，但最後比較之下，選擇一個最佳方案，是謂“先作加法，後作減法”，並且説，“一幅大畫，要當小畫來作；一幅小畫則要當大畫來作，別看一個小封面和一張郵票，尺寸雖小，天地很大。” 在畫面構成上，他十分注意結構的嚴謹，靈活運用中國傳統書法繪畫的理論，講章法、佈局、間架、虛實、氣韻等，以及方圓、剛柔、巧拙、多樣統一等規律，十分強調畫面的調和，説不調和和不協調即等於是失敗了。這方面的話語是不勝枚舉的。在藝術風格上他不反對有不同的流派，各有追求，各有所愛，但不該有門戶之見，獨此一家，應互相尊重．互相促進，中國美術事業才能繁榮興旺。藝術欣賞像對中國菜肴，全國就有各大菜係，各有不同風味。豐富多采，才能滿足人民的不同口味不同愛好。烤鴨雖然好，只吃北京烤鴨也是不行的。對自己欣賞和喜歡的，也應該能“鑽進去、並跳得出來”像戰將攻陣“能殺進去，又能殺出來”，不被框框束縛住。對自己的作品，他也常不滿足，對過去的作品常説，“弗靈”，又説，“自我滿足，就難有進步，等於關門堵自己的路，千萬弗要翹尾巴”。他特別尊重佩眼有才華和有技能的藝術家，不僅是知名的，像齊白石他願叩頭拜他為師，那無名藝術家也一樣。見到故宮建築的宏偉、雕刻造型的生動，會激動得流淚。他對民間藝術家，常讚不絕口，無論是捏面人的老藝人，或做小泥人的無錫老太太，或者其他不知名的剪紙藝人，他都推崇備至。他尊重那些熱愛藝術孜孜不倦從事藝術事業的人，常説，某人是個“藝術家”、“有藝術家脾氣”，同時也十分厭惡一些追名逐利為之勾心鬥角的人，他説這些人是“政客”、“想當官的”、“不是搞藝術的”，可見“藝術”這一概念在他心目中是多麼的崇高。
學用結合的道路
我父親所走過的是一條獨特的藝術道路，他的學習成長是通過個人不斷奮鬥、不斷工作實踐、個人的志趣和社會需要相結合中形成的，是學與用的結合，是他那個歷史條件社會環境造就了他。他的作品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曾産生過一定的社會效果和藝術影響，不管是好是壞，是大是小，都可由美術理論家去評説，屬於無産階級的或資産階級的、現實主義的或形式主義的，或其他什麼主義什麼派，我不清楚，想來父親自己也始終沒有弄明白。據我觀察，他總是在藝術道路上摸索前進，根據具體工作，覺得應該怎樣畫就怎樣畫，應該怎樣表現就怎樣表現，一切古今中外的藝術經驗和表現手法，都可用來為達到自己創作目的服務，發揮其最佳效能。這也許可以扣上一頂藝術上的實用主義帽子吧。我不是理論家，不該妄加評論，懇請行家見諒。而今曆史已改變，社會在發展，這樣的路是否還有值得借鑒之處呢？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科學技術不斷前進，社會分工各方面的需要更是越來越細，藝術的職能和道路也相當拓寬了，各方面需要多種多樣的美術人材，如何訓練培養新的一代藝術家呢？怎樣去滿足人民各方面的需要，如何把祖國現代化裝飾得更美好，這是我父親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從教時常思考和探討的問題，也是他生前未能實現的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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