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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威尼斯雙年展重現展覽“Live in Your Head：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1969)
目光呆滯、焦慮、脾氣暴躁而且精疲力盡，雙年展的觀眾們受司湯達綜合症(Stendhal Syndrome，指在藝術品密集的空間裏，觀賞者受強烈美感刺激而産生心跳加速、暈眩、昏厥等症狀)的折磨比視覺與心理上的疲勞帶給他們的痛苦少很多，後者是關注的東西太少、而能理解的東西更是少之又少的結果。
威尼斯雙年展的規模總是過大，過於分散、不規則，而且總是充滿了過多不相同的目的、圖像和想法，這使得人們無法産生一種統一的感覺。觀眾們在離開現場時總是累到不行，而那種不斷加深的“你需要看的東西總是在下一個拐角、下一個場館”的感覺讓他們精神錯亂，更不必提這是一個只能依靠費錢的水上巴士或者需要穿過無數在Google地圖上都找不到的橋梁和小巷的長途跋涉來到達目的地的城市。
你會開始回想自己究竟在哪，今年是哪一年。而對經常來到威尼斯的人來説，他們還會産生一種似曾相識的毛骨悚然的感覺：我之前來過這裡，和不同的愛人，和那些現在已經死去的朋友;我參觀過相同的展館，經歷過相同的失望;而偶遇時的寒暄也總是相同的——你什麼時候到這裡的?你都看了什麼?德國館的展覽比上一次要好，主題展是不是有些糟糕?
不過與我在上世紀70年代首次來到威尼斯雙年展相比，情況已經是大為不同了。當地只有很少的藝術團體和時髦奢華的派對，沒有價值數十億元的遊艇，沒有與“官方的”雙年展爭搶風頭的私人藝術基金會;那時沒有太多的藝術可看，金錢也更少，沒有便宜的機票，沒有Facebook和Twitter。
策展人Harald Szeemann在1969年瑞士的伯爾尼美術館(Bern Kunsthalle)中策劃了展覽“Live in Your Head：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這場展覽覆蓋了該美術館的兩層樓，有70位左右來自歐洲和美國的藝術家參展，從卡爾·安德烈(Carl Andre)到吉爾伯托·佐裏奧(Gilberto Zorio)。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布魯斯·瑙曼(Bruce Nauman)、羅伯特·莫裏斯(Robert Morris)、馬利奧·梅爾茨(Mario Merz)、索爾·勒維特(Sol LeWitt)、理查德·朗(Richard Long)、勞倫斯·韋爾(Lawrence Weiner)等等也都在參展藝術家之列;當時的許多概念主義、極簡抽象主義、後極簡主義與貧窮藝術派的藝術家都參加了這場展覽，這些人界定的不止是一個時刻，還是20世紀末藝術創作裏的一大主要趨勢。嚴格説來它是歐洲與美國藝術家的一次盛會，而其中只有三位女性藝術家：漢娜·道波溫(Hanne Darboven)、伊娃·海塞(Eva Hesse)以及喬·安·卡普蘭(Jo Ann Kaplan)。
一種團體精神的心理狀態並沒有對這場展覽做過多的界定。這場展覽捕捉到了一些懸而未決的東西，而它本身也演變成了一種關於“藝術可以是什麼”的討論。藝術可以是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一次步行或是一通電話，可以是一面被剝去了一部分石膏的墻，也可以是從一個房間彎曲蔓延到另一個房間的一條繩子。藝術可以古怪如樹枝從一間用玻璃搭建的圓形建築裏伸出來，又或者平凡如簡單的一堆毯子。它可以是一份聲明，也可以是一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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