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眼國際環境，美術館一般是定位於20世紀美術史研究的、對社會和公眾開放的學術性收藏機構。如果美術館不建立這樣一個基本工作目標的話，它就沒有可能向在地的學者、學生提供能夠啟發他們開展原創性研究的一個基本資源，也沒有可能持續地吸引優秀的國內外學者前來研究和交流。如果沒有這些前提的話，所謂的研究只能是複製前人成説的千篇一律的官樣文章。國內20世紀美術史研究面臨的諸多困境，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因于美術館建設的滯後狀態。
在日本，美術館的策展人一般稱為學藝員，他們的日常工作囊括了藏品的徵集、購藏、著錄和研究工作，以及專題展覽的策劃籌辦。1980年代以來，日本的美術館建設進入高潮期，在與歐美同類機構和學界密切交流的基礎上，美術館獨立策劃的專題展覽也在視野和深度上有了長足的進展。這一進展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美術館自覺意識的提升，即脫離了早期那種承載複合功能的狀態，在研究性展覽、專題性展覽的基礎上建構一館的專業形象，而承擔這一功能的是具備獨立研究能力對本館藏品直接負責的學藝員，這是美術館能夠持續穩定地發展各自學術特色的關鍵所在。而考察一個美術館是否具備一定的學術水準，條件往往很簡單，只要看他們美術圖書館的建設情況。我曾經在日本德島縣立近代美術館實習過一段時間，即便在德島這樣的經濟欠發達地區，美術圖書館的完備程度仍然是讓我們嘆為觀止的，除了研究明治、大正、昭和初年時期的原始文獻資料之外，大量的國內外展覽圖錄、拍賣圖錄、各地博物館情報乃至縮微膠捲都一應俱全。這樣一個完備資料庫的建設，實際上是由承擔各自研究領域的學藝員日積月累的工作成果，幾乎每個人的臺面上都備有書商、舊書店的出售目錄，可以隨時訂購。印象深刻的是，學藝員每天工作的辦公室距離他們的圖書館只有一步之遙，跨過去就是，學藝員日常的研究工作其實就是在庫房藏品和圖書館之間交叉進行，這和我們在國內通常所見的情況大相逕庭。
國內公立美術館在制度設計上有一些必須解決的瓶頸問題，例如我們不少美術館都設立了研究部(學術部)和典藏部，將學術研究和藏品管理分割開來，表面看似乎是更為專業化，實則造成了研究和收藏工作的互為障礙。由於涉及跨部門協調，研究部的工作人員必須通過典藏部門的手續方可以接觸到藏品，實際上這和來訪研究人員已是等同待遇。與本館藏品基本切斷聯繫的研究部最終只能成為執行館長意志的展覽協調人員，這是極為荒謬的制度設計，深度阻礙了美術館原創性研究的開展。
在中國，雖然最早的公立美術館在1930年代就出現了，但嚴格意義上的美術館建設，卻是最近十幾年的事情。在此之前，由於意識形態宣傳的功能性指向，美術館是無法開展獨立研究的。19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與國際交往的機會日益增多，引進了不少高水準的國際展覽，也有很多機會組織國內藏品到國外展示，這些交流項目都推動了主政者對於美術館專業功能的思考。但同時，國際環境的遽變也為20世紀80年代後的美術館建設帶來一個新的誘惑—美術館如何最大效率地獲得社會影響力?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吸引傳媒的最大關注和大眾的眼光，成為一個有著新銳形象的現代藝術機構?伴隨著中國當代藝術在全球範圍內的急速升溫，一個矛盾的現象出現了：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各級美術館的原有收藏構架和展覽行為是建立在各級美協的權力和認知結構之上，而對1980年代之前的美術史專題研究尚未進入制度化程式;而另一方面，與國際接軌的熱情、藝術市場的強力推助導致了雙年展、三年展制度的急速登場。毫無疑問，美術館理應對正在發生的視覺文化現場作出積極回應，而這一新事物也確實對促成傳統美術館的形象、功能轉換十分有效，但問題是，國內的美術館是在建制尚未完備、基礎研究尚未展開、研究團隊闕如的情況下，就倉促旋入了一個全球範圍內的“後美術館”運動，這一資源爭奪戰帶來的後果是嚴峻的。這意味著一個美術館的人力、智力、財力，需要長時段地傾斜到雙年展/三年展的籌辦工程中，所謂“舉館體制”是也。而雙/三年展的策展人往往是由外聘人員擔當，這種流動性、臨時性很強的研究團隊是否能夠促進本館的學術力量的養成發育，實際情形有目共睹。
美術館代表著一種普世價值觀，反映了世界各國對於近世人類文明的深切關注，這是一項嚴肅的學術工作。歐美、日本都經歷了一百多年的踏踏實實的積累，中國作為後進的一員，又罹患悠久的權力干預專業的制度性痼疾，在美術館建設上不可能一蹴而就，當務之急是要有相應制度的保障，可以保證專業人員、團隊的穩步成長，在目前的條件下，應當考慮將研究人員分批外派進修，形成國際視野和人脈網路，讓本館的藏品積累和研究與國際同行的學術動態充分交流，最終推出高品質的研究性展覽。
2007年，我和東京大學的吳孟晉博士合作策劃了“浮游的前衛：中華獨立美術協會與1930年代廣州、上海、東京的現代美術”展覽。這一研究性展覽的成功舉辦充分説明瞭在現有條件下國內美術館的作為空間。首先，時任廣東美術館館長的王璜生先生充分認可了這一計劃的學術價值，作為建館十週年的重點項目，展覽獲得了跨部門的高效配合;其次，我本人被賦予了展開獨立研究的充分條件，展覽的研究期限跨度長達三年，調研的範圍包括巴黎、東京和國內多個城市的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和收藏家;第三，我和吳孟晉博士展開了合作研究，各自發揮特長，組織、邀請相關領域的國際學者參與討論，展覽也獲得了國內外數十家機構和個人的出品支援和技術支援。
20世紀前半期中國美術史中的絕大部分問題都涉及了跨語境交流的現象，如何將這些被歷史塵封、被政治文化遮罩的課題以美術史的專業敘述、以展覽的生動形式傳達給公眾，這是國內美術館責無旁貸的專業擔當，也是國際範圍內極富潛力的專業領域。作為一個專業機構，美術館需要通過專業研究工作去煥發藝術品的歷史人文內涵，拓展歷史認知的容量和深度，在這裡發生的美術史知識生産需要經得起嚴肅學術標準的檢驗，美術館也只有在這層意義上才能積累它的專業聲譽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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