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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Dercon
自2011年起就擔任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館長的Chris Dercon將他的工作比作經營一間公共廣播公司。在我們見面的前一天，他還與泰特的策展人們就其未來的計劃進行了一次集體討論會。“你開始會定下一些理念，然後由於某些意外發現的東西而聯想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説。“一切事物都是聯繫在一起的。”對於一間大的博物館來説，這聽起來民主、帶有集體組織性質而且不那麼官僚。“當然我説的不是像《黑道家族》(The opranos)或是《廣告狂人》(Mad Men)那種由指定的、帶有創意的製片人統一負責的電視劇，而是像《火線》(The Wire)或是《國土安全局》(Homeland)那種每集都由不同的人導演的劇集。”
Chris Dercon出生於比利時，在阿姆斯特丹學習過藝術史、戲劇與電影理論。他在成為策展人之前曾做過藝術記者，同時也是鹿特丹Witte de With當代藝術中心的創會理事。後來他還做過鹿特丹波伊曼·凡·布寧根博物館的館長，見證了它的擴張和改革。
Javier Pes：今年Frieze倫敦藝博會和Frieze Masters被“打包”到了一起。你怎麼看待這種將古典與當代藝術結合到一起的趨勢?
Chris Dercon：我希望人們會明白這些在很久以前創作出來的作品經歷了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從被接收和傳播的角度來説——而對這些複雜性的處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們以膚淺的方式來處理它們，那麼就太遺憾了。我剛參加了埃德·拉斯查(Ed Ruscha)在維也納美術史博物館舉辦的個展“The Ancients Stole All Our Great Ideas”。當你了解到他所做的事時，你就會發現那真的棒極了。我認為開始質疑當代藝術的同時代性非常重要。也許我們需要暫停對最新的藝術的討論，然後開始談談新的創作技巧以及新的觀眾群。
Javier Pes：在倫敦的工作有什麼吸引了你的地方?
Chris Dercon：這跟Nick Serota(泰特美術館館長)有莫大的聯繫。當我還在Witte de With當代藝術中心工作時我就知道他了。我們是第一批為諸如何裏歐·奧迪塞卡(Hélio Oiticica)及保羅(Paul Thek)等藝術家舉辦回顧展的人。在慕尼黑時，我第一個為Amrita Sher-Gil舉辦了回顧展。而Nick Serota比大多數的人都要明白這些藝術家的重要性。於是我決定我應該去一些讓我羨慕的地方。我從2003年泰特美術館開始做關於拉美藝術的展覽時就很羨慕它了，還有接下來它對中東藝術(2008年時)以及非洲藝術的關注。
Javier Pes：在你擔任Tate Modern的館長期間，你的一舉一動都在人們密切的關注和審視之下。你是怎樣應對這種情況的?
Chris Dercon：我之前在鹿特丹和慕尼黑的工作都受到過人們的密切關注。在鹿特丹是與精英主義及其希望擁有一個融合了多種文化的社會有關，在慕尼黑則與歷史以及處理歷史的方法有關。所以這種“盯緊”在我看來再正常不過了。
Javier Pes：我感覺Nick Serota不太好相處。
Chris Dercon：一直以來我們都會就美術館的未來以及多元文化的社會進行討論。他明白我對其他一些媒體的興趣所在，他也知道我做的那些展覽。因此這樣的討論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我們之間唯一沒有達成共識的便是我之前在鹿特丹與慕尼黑做過許多場時裝展。
Javier Pes：你是否擔心自己的很多時間都被花在了為Tate Modern的擴建籌集資金上?
Chris Dercon：自從在MoMA PS1工作開始我就很熱衷於資金的籌集了。有時在暑假時，Alanna Heiss(譯者注：PS1的創始人兼主管)和我不得不暫時放工作人員的假，因為我們沒有錢支付他們的工資。一旦展覽到位了，就很容易讓人們變得熱情起來。這是我在PS1的工作方式，同樣也是我在Tate Modern的工作方式。
Javier Pes：有人擔心公共機構最終會變成富豪們的形象工程。你怎樣劃清你與那些收藏家的界限?
Chris Dercon：我喜歡把精力集中在那些願意分享我們的信仰的收藏家身上。有許多藏家願意以新的公私合作關係的形式進行合作;也有一些超級富裕的私人收藏家們看到了與公共美術館合作的利益。我更喜歡把時間放在這些人身上。
Javier Pes：你的日程表裏是怎樣安排那些藝博會的?
Chris Dercon：我不可能每場藝博會都去一遍。考慮到我與拉美的關係，在巴塞爾以及邁阿密舉辦的藝博會對我來説很重要。現在我不用像以前那樣忙碌地穿梭于各種機場之間了，現在這是策展人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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