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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壇、建設中的大樓的繪畫作品。
當代藝術的語境下，“中國思潮”似乎已經成為一個看似偉大，實則渺小的名詞。一個難以啟齒的現狀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基石及理論幾乎全盤照搬于西方，而“中國元素”卻只能退居邊緣位置，掙扎求存。儘管近年西方藝術界亦一度興起所謂“東風西漸”潮流，但“中國元素”所充當的角色，仿佛僅僅是一種輔佐和點綴。
面對如是背景，今年3月起，雅昌藝術網諸位藝評名家，掀起了“中國元素如何在當代藝術圈中求存”的討論，他們的博文和評論，指向以下議題：在“傳統元素”不斷流失的今天，“中國思潮”是否已經過時？什麼樣的條件和情境下，“中國元素”才有可能復蘇，中國何時才能成為世界藝術版圖中的重要板塊？在解構主義將西方傳統肢解得面目全非時，與之相對的，“中國傳統”抬頭的契機是否即將來臨？
中國文化是“早泄文化”？
如果不是所謂的“東風西漸”，在當代藝術創作的主流氛圍中，你確實很難找到“中國”的存在感。
“中國傳統”的流失是隱形而迅猛的。目前，被主流話語圈認可的所謂“當代藝術”，大多圍繞裝置、行為藝術、抽象創作等形式運作，中國傳統的“水墨”、“禪意”、“境界”、“詩意”等元素無法躋身其中，難覓一席之地。而更致命的是青年藝術家的“數典忘祖”，一大批“藝二代”及學院精英，自幼深受西方美學理論體系的熏陶及浸淫，創作理念也極力朝“西化”靠攏，他們所認可或執行的創作，大多迎合西方解構主義的潮流，擺出殺氣騰騰的“叛逆、先鋒”姿態，似乎要把所剩無幾的傳統中國元素從藝術的辭典裏徹底摳掉。
即便是偶爾運用“中國元素”進行創作、打出“傳統”旗號的少量新生代藝術家，他們也難以形成一股“中國思潮”。正如《中國畫家》雜誌社常務副社長江福全對南都記者所説的那樣：“一些‘80後藝術家’支離破碎地吸收著傳統、把‘傳統元素’當做一種所謂的‘時髦’，生搬硬套地添加到裝置、行為藝術裏，這不是運用‘中國思維’的創作，本質上還是一種西方理念指導下的新興藝術品。這樣的‘中國元素’，實際上已經被快餐化。”(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在一些藝評家看來，底蘊深厚、歷史悠久的中國藝術，時至現今，已經成為了一種“早泄文化”。這正如知名藝術評論人彭德所説：“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也常常是早泄的文化。某種學術主張一旦成為熱門話題，幾乎命定地會被冷落。”自“五四”以來，多年與西方思潮的對沖和PK中，“中國文化”總是階段性地以某種“潮”的方式流行一陣，馬上又歸於沉寂，如此迴圈往復，卻偏偏無法阻止“西學”登堂入室、反客為主的現狀。
不過，進入21世紀後，人們對“中國元素”又開始了新一輪反思。西方藝術界的現狀似乎給了中國傳統新的復興契機。解構主義的出現和網路時代的來臨，西方經典哲學、經典史學、經典美學等等驟然成了明日黃花，被各種犀利的藝術輿論打入冷宮，西方藝術界也面臨著傳統“找不著北”的尷尬。於是有藝評家提出，“當解構主義把西方思想拆解得不成片斷的今天，中國學術界與其前仆後繼地續其香火，不如另起爐灶。中國人注重直覺的思維方式，或許能為人類的思想方法以至精神境界開闢出新天地，為什麼不試一試呢？”
難道，一場“中國元素”的藝術復興運動，即將拉開帷幕了嗎？
“中國式錶意”需與全球化語境結合
中國藝術傳統中，一個十分典型的傾向是“求禪”、“求韻”、“求意”，對虛幻、玄妙的境界樂此不疲，這也構成了奇特的中式象徵文化。直到現今，仍有一批堅持在傳統水墨畫領域中的資深藝術家，即使在現代化、多媒體藝術媒介的衝擊之下，他們的創作理念，始終沒有背離“韻味”這一基本的中式準則。而這些“意境”、“虛玄”的元素，有沒有可能催生一種“新中國思潮”，為中國當前尚處弱勢的藝術環境注入一針強心劑？
在江福全看來，以“意象”為最高審美的中國藝術，無論到了哪個時代，這一基本準則都不會顯得“過時”。“現在，堅持在傳統水墨領域中的藝術家，仍然在‘心像、直抒胸臆’這一原則下進行各種‘寫意藝術’的創作，這種大寫意藝術需要有很深厚的筆墨功力和人生閱歷修為，對中國的儒釋道文化能有較全面理解，才能繪出一幅好的作品，中國水墨畫不單純是架上藝術，它講究天人合一、立意高遠、空靈超脫、筆情墨妙，就筆墨功夫而言，沒有二三十年的努力修煉基本是談不上有水墨禪意，大批藝二代因年齡關係，沒有太多的時間來修行，只有用顛覆傳統走當代藝術這條捷徑，來取得名利，觀念可以一日一新，功力需要五十年以上修為，今天的前衛就是後天的落後，所以功力修為到了極致，幾百年後依然會令人崇尚，這就是水墨畫的文化魅力。”
因此，在他看來，所謂“新中國思潮”，實際上就是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功力，只不過，求意韻、求表像的同時，需要多兼顧一些“全球性”、一些時代感而已。
江福全繼而提出，當代藝術的語境下，“新中國思潮”會對一批有才情的水墨畫家産生影響，讓他們在傳統與當代畫語中找到靈感，解決傳統繪畫存在的問題，提出水墨畫的全球化的語境。“好的傳統水墨畫家也面臨著需要融入光影、體面與解構等當代藝術元素，緊隨時代創作出靈動與意象完美結合的作品，在全球共識的語境中不失為優秀的水墨畫家。”
也就是説，“新中國思潮”本質上是一種“中體西用”的創作思路，它是對西方藝術理論統治全球這種長期藝術格局的宣戰，它試圖改變“西體中用”的昔日模式，要讓“中國潮”成為世界藝術的核心流派。
“新中國思潮”需避免“民族主義”傾向
“新中國思潮”這一新穎名詞的提出，固然有助於提振中國在當代藝術圈中的民族士氣，但在一些專家看來，它還是一個空虛的概念，對民族性、地域性的過度強調，又有可能導致新的誤區。
“我們藝術界的基本理論、價值判斷的標準來源於西方，於是很多中國藝術家、藝評家馬上迫不及待地去談中國性，希望迅速將中國藝術在世界上的話語權給搶回來，這種迫切的情緒又會進入一個新的悖論。”深圳公共藝術中心藝術總監孫振華告訴南都記者，“新中國思潮”試圖擺脫西方陰影另辟蹊徑，但這種“思潮”的描繪方式，恰恰又正好是“西化”的，“對國別、地域性的強調和關注，不正是回到西方‘民族主義’的老路上去了麼？這種‘中國可以説不’的思維，實際上並不是一種吻合當代藝術發展趨勢的思路，反而是一種過時的思維。這種‘中式思潮’的提倡，可能會使我們陷入一種理論的纏繞之中。”
在孫振華看來，“新中國思潮”是否出現並不重要，當務之急是少一些虛妄的“民族自豪感”、少糾結一些地域性的問題，而是把視野落到全球化的社會問題當中去，這才是未來藝術的正確方向。“如果説，未來的藝術真的一定要有地域性的話，那就要求我們的藝術家更關注中國社會、中國民生中最尖銳、矛盾衝突最大的問題。比如，環保問題，中國的表現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不同的———在耕地和開荒僅能滿足基本的農業需要時，我們是選擇‘生計’還是‘環保’？還有就是女性藝術，中國的女性，價值觀、屬性及意識形態、文化教育水準等與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較大的差異，她們的藝術觀、創作方式也有許多別致的特點，如果説這也算一種‘中國元素’的話，那麼這些‘中國元素’恐怕是更值得開發的。”孫振華認為，“地域性特徵”不是大張旗鼓地打出某種“主義”、“思潮”的旗號便可人工煉成，而是在藝術家長期的自我修為、自我實踐中自然形成的一種難以言喻的狀態，這種“地域色彩”才更具生命力。
在西方藝術界仍然流行“解構主義”的今天，中國有沒有可能另辟蹊徑地走上“建構主義”的道路？在孫振華看來，“建構”固然是一種積極的態度，但當下的中國藝術、文化生態並未發展成熟，恐怕也難以形成“建構主義”生長存活的土壤：“中國目前的情況是，批判性、否定性尚未發展到位，還難以直接進化到‘建構’的階段，‘建構’一詞固然很誘人，但所謂‘新中國思潮’式的‘建構’，很容易讓人沉浸在一種盲目的樂觀情緒中，從而忽視我們更緊迫的現狀和困境。”
就連一些“80後”新興藝術研究者也認為按地域分野的藝術研究思路，已然過時。“80後”藝評人TO TO告訴南都記者：“我的感覺是，為什麼我們就一定要有東西之分呢，在我看來，這不再是一個意識形態或者文化比較的時代，在藝術理論界，這種地域性的分野、中西方之分已經很少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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