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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蘭（國畫） 郭葵
文/錢曉鳴
畫如其人，郭葵的畫有那麼一股子執著勁兒，心氣兒高，鑽得深，畫得盡力。她主攻的是工筆花鳥，畫面變化微妙深入且豐富。常常讓人納悶，一個清純秀美的女畫家怎麼喜歡深入充滿著未知神秘的熱帶叢林，在綠野環抱中尋覓一片片單調的葉片生命紋路，在繁複密實的叢林中，擷取單純的對象做“極致”開發。這種隱顯繁簡的強烈映襯正是郭葵式的個性所在，追求於無聲處發浩歌。
人們在看到徐志摩的詩時，曾用“濃得化不開”來形容，既説他詩意的純真，感情的熱烈，也説他詩句的唯美，格調的優雅。郭葵的畫正給人這樣的感覺，純真是她的本性。她的父母記得：在1971年“五一”節，各單位的文工團在街頭廣場上演節目慶祝，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廣場上演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龍梅和玉榮》，當表演到玉榮為救集體的小羊羔，在暴風雪中把靴子跑丟了，凍得走不了路時，時年不到3歲的小郭葵竟然立刻脫下自己的涼鞋，拎著跑進場內給玉榮穿，全場為她熱烈鼓掌。也就是這份與生俱來的品行，使她的畫有了一種最為樸實的真善之美。
她的唯美和格調，既有自身的追求，也有書畫世家的“定格”，這種“定格”使她審美、作畫的起點不俗，卻也對她個性的自由發揮造成了“承重”的壓力，以至於在創作過程中對形和圖式的把握幾乎成為理性的設計，感性的空間、率意的創作自由受到了擠壓。郭葵的畫後面有兩位名家父母“很嚴厲”的眼睛，她是在敏銳地感受、領悟、叛逆和回歸的眼神中創作、成長的。把傳統程式和筆墨的高度與創作者心靈的感受和激情相統一，這是中國畫藝術的基本命題，年輕的郭葵早早地面對這樣的命題，孰喜？孰悲？因為追求筆墨的高度，性靈的純真只能仰視，久而久之使創作主體陷入困頓；而隨性的發揮，或因功力不足以支撐起審美理想的表達，又難過眼前關。在性情與功力之間，郭葵説：“畫畫時經常在不斷地試驗、比較一個個不同的造型，一種種不同的色彩，在一張張畫上，每一個階段都承載著太多的想法和要求。這過程有時挺掙扎，需要不斷地摸索尋找適合自己的創作途徑，試圖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各方面的學習和體悟，去體會一些東西。”這無疑是郭葵唯美的自白，成長的煩惱。
在這些“濃得化不開”的畫面中，郭葵在有限的空間中努力做大、做深。在她的繪畫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是被有意整體組織過的野花、小草和葉子，她喜歡俯身去發現那些易被忽略的小生命，有意把這些可愛的小生靈做整體化處理，表現那平淡生命中蘊含的力量和氣勢。在郭葵的水仙系列中，她選取水仙不同的生長階段，細膩地觀察和體悟，不僅描繪其形態和色彩的變化，更表達了對內在生命變化的感受。從生活中來，在傳統的基礎上，找尋自己的審美角度，轉化為能經得起推敲的有現代形式美感的畫面，這是她對自己作品的要求，也是成長環境的使然。郭葵畫畫是不逐利的，在父母的關愛下她無疑是有了潛心畫畫的條件，這也使得繪畫對她來講是件既輕鬆又艱難的事。
她的創作、寫生很大部分是版納風光和雨林即景。各式各樣的小草野花，在她的筆下紮實生動而秩序井然，她的白描寫生稿顯得得心應手，寫生是她在繪畫中最享受的時刻，舒展跳達，雙勾線條流暢、生動，結構準確，穿插自如，深得母親邵昌弟先生真傳。她的創作又能在工筆的嚴謹中追求朦朧的詩意，注重在豐富、沉著的色彩中表現層次的微妙變化，跳出了一般工筆畫的簡單套路。她在色彩上的偏好和深研，顯然是受到父親郭怡孮先生的影響。
在中國漫長豐富的文明史中，家族文化是與整體文化同構的。家族文化既有具體的禮儀特徵，但更重要的是家族精神素質和審美傾向。山東濰坊郭家正是這樣典型的文化家族，其溫柔敦厚的文化精神和詩書傳家的風尚，源遠流長。研究郭葵的畫也讓我們思考家族文化在民族文化傳承中的現代影響，以及家族文化在時代背景下如何繼承發展。
當年祖父郭味蕖先生是從牛棚回來正巧迎接小孫女郭葵的降生的，郭葵的出生給了老人新生命的希望，這希望已深深記入歷史的年輪。被寄予厚望的郭葵一直在努力畫畫，我們期待著已為人母的郭葵把郭家的希望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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