莞城美術館即將舉辦吳昌碩先生的大展,主辦方誠邀我作為粵人畫家就此寫篇文章,這當然是番美意。然而,我非學者,本難勝任,不過,能值此機會,重讀吳昌碩先生作品,並從中感受大師的魅力和教誨,自然是快事,因此,我冒昧秉筆了。
吳昌碩先生,是近代中國美術史上,對當代、乃至後代都有著廣泛而深刻影響的大師,他學識的淵博和藝術成就之巨大,早有公論定評,我無須饒舌。在此,我想談的僅是:作為一個後輩畫家,在仰視先輩吳昌碩先生的繪畫作品時的感受和思考。
我崇敬吳昌碩先生的畫作和畫風,也作過些臨摹學習,但我並不是吳昌碩先生藝術的研究者、追隨者和模倣者,更不是專家。我對吳昌碩先生的熱愛和景仰,首先是因為他的書畫印作品所給予我的直觀感受,連同對他生平的粗略了解和由此而引發的思考。
吳昌碩先生的繪畫作品,無論尺幅大小都能普遍地給予觀者舒暢、穩健而豪邁的美感享受。而且,在對這般美感的感受中,看不見丁點淺薄妄為和迂腐!他為什麼能如此?我以為:吳昌碩先生用筆的穩健得益於他對“石鼓文”書法的刻苦研習而來的功力。他的構圖飽滿、氣勢縱橫,得益於他治印“分朱布白”的訓練,他的畫中意境源自他的詩心和開闊襟懷。正如語言、文字一樣,中國畫的筆墨是其駕馭者的修養、個性、思想感情和智慧的載體,吳昌碩先生的筆墨能映照出他的天賦、心靈與精神!
據記載:吳昌碩先生生於動蕩的晚清(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時代,命途多舛!其父為清咸豐辛亥舉人,雖名取知縣,但不願為官,耕讀終其一生……吳昌碩先生“幼年時求知欲很旺盛,好學不輟”,“他性不好動,獨好刻印”。吳昌碩先生自己也説:“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與印不一日離,稍知其源流正變。”此可見其天性與勤奮!他17歲聘妻,但尚未完婚便逢太平天國運動,未婚妻死於戰亂,他將其掩埋家門樹下,便倉皇逃難,常以野果、山藥、樹皮、樹根充饑!直至同治三年(1864),他才結束了五年“骨肉剩零星,流離我心苦”(吳詩)的流浪生活。吳昌碩先生在耕作之餘,酷愛讀書,為借書不惜路遙。他早年便極愛鑽研文字訓詁和篆刻,後更潛心於“散文”的研習。到光緒八年(1882),他舉家最後移居上海後,又交遊甚廣,並結識了任伯年,與其結為“師友”,對吳本人畫藝的精進增益不少!尤其難能可珍的是吳昌碩先生在上海的日子裏,對好些並不顯赫出名的時賢也作摯誠交往,虛心求益,因而得知己甚眾。簡而言之,吳昌碩先生的優秀,不僅僅是他的詩、文、印、畫的修養功力,還更有他的為人品格!他的天賦篤學和摯誠坦蕩、虛懷若谷,一種典型的文人氣質,我以為是他藝術風格的基因。當下有自謂崇拜吳昌碩、並要學吳昌碩先生者,則對吳昌碩先生的人格與學養,是不可不深究的!曾有論者説:“缶廬以《石鼓》得名,其結體以左右上下參差取勢,可謂自出新意,前無古人;要其過人處,為用筆遒勁,氣息深厚。然效之輒病,亦如學清道人書,彼徒見其手顫,此則見其肩聳耳。”可見大師的高度,絕非庸人東施效顰可以企及的!
吳昌碩先生,是一個很坦蕩的人,他曾自號:“一月安東令,”也就是因為他曾經有緣仕途當過“安東縣令”,但他幹了一個月,自覺無法忍受“當官”的滋味,便挂印而去,奔赴現實生活的前沿,寧願在“上海灘”以賣自家字畫為生!求生存是人的本性,既然有稍遜於“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俸祿不要,而要面對生存自食其力地應對生計,就得“客觀地對待現實”,於是他將一直崇仰的八大山人“出世”的蕭疏冷峻畫風轉為“入世”的飽滿向上斑斕,甚至在中國畫上率先坦然地使用了外國顏料“西洋紅”,成了“大寫意最善於用色的能手”(潘天壽語)。但吳昌碩先生並不因此而“為鬥米折腰”,沒有絲毫的媚俗,他依然保持著他作為一個文人的風骨,他一方面執著“與古為徒”,另方面更強調:“畫之所貴貴存我,若風遇蕭魚脫筌”,並認定“畫當出己意,模倣隨塵後,即使能似之,己落在古人後。”“求己之法天曰宜”、“奇書飽讀鐵能窺,螺扁精神古籀碑。活水源頭尋得到,派分浙皖又何為?”可見,這位海派大師、西泠印社的創社社長,吳昌碩先生卻毫無門閥偏執,其胸懷多麼地寬闊坦蕩、無塵!要深度品味吳昌碩先生的藝術,先生的高風豈可不知!
吳昌碩先生的詩學、書學、印學均是極優秀的。他在詩中寫道:“離奇作畫偏我愛,謂是篆籀非丹青”。吳昌碩先生“以石鼓文入畫”,是“金石派”的開山祖,然而,當我們凝視著吳昌碩先生畫作時,在感受到“石鼓文”的古樸莊嚴、厚重雄渾外,還必然感受到他用筆的高古凝重,同時也淋漓酣暢、氣勢奔騰、協調和諧、一氣呵成的自然而然——了無丁點的勉強和造作,正如他自己所説:“畫成隨手不用意,古趣挽任人難尋。”我以為,他能夠有如此率性自由、熱烈昂揚的獨特的美感創造,正是古人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吳昌碩先生的作品,在其人格學養的支援下,自然而然流瀉出一派天然的風韻。
中國畫傳統的博大精深,根源於中國人的智慧。可以説,中國美學的源頭是老莊哲學,在我看來:老莊哲學的核心問題是探究和認識並遵循自然規律。老子説:“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簡而言之,就是“知美為美為之不美”,為什麼?因為對“美”的刻意追求,難免會産生並不美的矯情與畸變,正如東施效顰。因而,一切都要合乎規律的自然而然,像行雲流水一樣,那才是渾然天成的美。吳昌碩先生自幼喜愛篆刻,並致力於“石鼓文”的研習,他“以石鼓文入畫”,是很自然而然的事,並沒有為古拙而古拙,他既沒有提倡,也更沒有追求什麼“厚、重、黑、粗、拙”時人所謂的“金石味”。吳昌碩先生尤喜畫藤本植物,畫中,他的筆墨運用遊刃有餘,雄健與靈動相濟,厚而不滯不澀,飛舞而不輕佻,其濃淡相協有律,我想這不可能是刻意斧鑿而可得的,他是依託著淵博學養、優異天賦與坦蕩胸襟在“畫己意”和“求己之法”中感受到“天曰宜”的驚喜,從而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我以為:吳昌碩先生是一個得道之人,他的畫是“載道”的畫,這個“道”正是老子所言的道,是一個根本的、至上的、主導的、永恒的、最深刻的無以言表的“道”。
作為畫家,在凝視吳昌碩先生的作品時,平靜地作深刻的思考。我儘管無以望其項背,更莫狂言與之比肩,但“見賢思齊”,並師其道,以期得到點深刻的教益的,這也是自然的。
行文至此,晚窗外,南海驚濤拍岸、轟鳴不斷,這澎湃不息之勢是因為前浪,還是後浪?“江山代有人才出,不信今賢遜舊賢”。優秀傳統的承傳與發展,是必然的,區區的一個我,實在無須杞憂,我深信中華民族的人文思想和藝術的強大生命力,可以不朽!
(作者為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嶺南畫派紀念館館長)
吳昌碩 草書之幻 19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