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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切無疑與近現代以來長期對帖學的漠視和貶抑有關。對帖學的忽視導致當代書法的平面化延展，無力將當代書法提升到超越性層面，也正是在這一書法背景下，反思碑學與重估碑學價值便構成當代書法的學理化轉換。有理由相信，這與權利話語的遞交無關，而是當代書法史的本體自律，即使有很多書家對此懷有歧解也罷。
張旭光的帖學實踐與帖學倡導，顯示出當代帖學向經典回歸的努力，但這種回歸併不是保守主義的，而是在沉入經典和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在更宏大的書史維度上謀求當代書法的價值坐標。就如他所言，沒有文化的書法永遠不是書法，這種書法的人文主義關懷是在當代書法的大眾化喧囂中久已喪失的。
我認為在當代帖學轉換中有三種帖學解經模式並存。一種是以學院化形式視覺分析與民間書法結合模式；另一種是以單元訓練和寫實臨摹為主旨的帖學模式；再一種是以傳統筆法破譯為旨歸的帖學模式。這三種帖學解讀模式皆對當代帖學的創新具有開拓意義，並對新帖學的建構具有推動性作用，但問題在於，這三種帖學解讀模式皆過於關注帖學本身，而沒有將帖學創作主體與當代書法審美精神建構相整合。張旭光寫意帖學觀念的提出和新帖學釋讀模式的出現為當代帖學的轉換建立起一個生長點。
張旭光是當代書壇以入古著稱的人物。對二王書法的深入研悟，給他帶來雙重命運。一是對魏晉二王的深入洞悉，把握使他具有傲人的資本，但同時緊接下來又使其面臨巨大的創作壓力。帖學的經典範式籠罩使任何一個想在帖學領域獲得創造性表現的書家都無法不感到沉重。但帖學歷史表明，帖學除去維持書史發展動力的核心價值外，其創造性價值始終表現在自身的不斷超越性建構中。
無論如何，張旭光寫意帖學的提出和倡導都使他建立起一個價值坐標。這個坐標的當代意義雖然還有待歷史的檢驗，但就個體價值而言，卻使他擁有了與現當代帖學大家迥然不同的審美取向和書史基點，並進而産生了強烈的當代史效應。張旭光的卓犖之處在於，他始終以開放的書史立場來審視二王帖學，他沒有以復古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心態來認識與把握二王帖學，而是力圖將二王帖學與當代主體精神結合起來，並表現出博大、雄渾、浪漫的漢唐氣象，因而晉唐一體化成為他帖學實踐的一種內在追求，同時，將帖學與當代審美精神結合，將現代美學的構成，情感表現融入帖學也成為他寫意帖學的一個主旨。
張旭光帖學以《聖教序》為基，融合王羲之手札及《伯遠帖》，王獻之今草，並擷取漢碑顏魯公雄渾博大氣象，將韻與勢，神與意有機融合，同時又羼入今人林散之、白蕉、徐悲鴻筆意，尤其在水墨化用和線條的營構上更具創造性。他的線條具有強烈的塑造感，他在對二王絞轉筆法深入理解把握的基礎上通過對水墨的運用控制使其線條的營構具有了二維空間感，這是為一般習帖者所不及的。在對《聖教序》深入研悟的基礎上他還提出了二王書法的結構閉合性規律，雖然他沒有公開闡釋他發現的這一二王書法結體規律，但這無疑與王羲之內擫筆法有關。相對而言王羲之的內擫筆法的“閉”，王獻之外拓筆法則是“開”，他的開張結構，融入雄渾外拓的結構與筆勢，將王獻之草書的長線條化入二王手札，皆表明他力圖在王羲之閉合性內擫結構中，融入外拓筆意，以求得寫意帖學精神的發揮。張旭光正是沿此以進，建立起雄渾的具有強烈主體表現性的新帖學書風。這種表現主義帖學為當代帖學建立起主體性結構，使當代帖學能夠在新的審美精神感召下，融入當代人文風範與審美節奏。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帖學的價值也始終體現在它的挑戰與突破機制上，書法史上真正意義上的帖學大師如懷素、米芾、王鐸無不是在逆向的反叛式繼承中完成了對二王帖學的偉大傳承與超越，而趙孟頫、董其昌則因其始終將二王帖學視作膜拜的對象，以至最終斷送了帖學。
當代新帖學的出現，標誌著當代帖學的全面復興，同時也表明，繼近現代帖學的歷史低潮和碑學的強勢籠罩後，當代帖學開始走出歷史低谷。當代書法的存在危機表明復興帖學是當代書法走出困境謀求歷史超越發展的必然途徑，同時帖學的多元化實踐也表明當代帖學不是對二王帖學的簡單繼承，而是整合性的多方維的歷史超越。在當代帖學的整體價值轉換中，張旭光的帖學實踐價值無疑將隨著當代書史的推進愈益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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