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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方面
水墨畫作為一個問題突顯在現代中國文化的表層，是外來文明的壓力所造成的，這幾乎是一個不爭之論。不少人從這個前提出發，去羅列問題的方方面面。概括起來，大致是這麼一個思路：
水墨畫是中國傳統文人(士大夫階層)娛情盡興臥遊暢神的一種方式，其背後蘊涵著的是天人合一的道學理想，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是農業文明的必然産物。外來文明帶來了一個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目標。中國步入了現代化以後，現代性的需求自然就切斷了人與自然在農業文明狀況下的聯繫紐帶，於是，依附於農業文明的水墨畫，不論其價值目標抑或是表現技巧，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並日漸喪失其存在的合理基礎。傳統意義上的士大夫階層實際上正在消亡，結果使水墨畫的人力資源日益枯竭;現代性無情地摧毀了農業時代的情感基礎，使水墨畫的思想資源不斷發生歧變;工業文明的入侵導致了世俗生活中廣泛的商業主義，使得原先那種精緻典雅的水墨畫越來越文物化，與現代性格格不入;與此同時的以現代性為目標的政治革命，在意識形態上要求的是通俗易懂的寫實主義風格，用以動員民眾，從而在欣賞趣味上無情地取消了水墨畫所包孕的以形媚道的飄逸荒誕的審美特徵。於是，先有康有為，後有陳獨秀大力倡導藝術革命。緊跟其後的徐悲鴻及其學派以其實踐，全面地在中國建立起一整套以西方寫實繪畫為主的美術教育體系，使得新藝術蔚為大觀，導致了寫實主義空前的濫觴，成為近百年中國美術發展的主流。
以此相對應的是，從現代化進程開始以來，就有人試圖在傳統規範中尋求可以與西方中心主義相協調的方式來調和兩者的衝突，使水墨畫這個古老的畫種得以進入新的時代。最早做這種努力的無疑是陳衡恪，在他那篇著名的為文人畫辯護的文章中，他尋找到了一個立論的基點，那就是強調藝術的精神價值，用西方現代主義思潮與傳統文人意趣做巧妙的嫁接，從而使傳統水墨畫繞開寫實主義這座大山繼續往前走去。雖然陳衡恪死得過早，無法發揮更大的作用，但他的這個思路卻使得那些願意固守在傳統格局中的人們獲益匪淺，也使得在中西之間尋求結合的努力成為近百年來與寫實主義相平行的另一個明顯而不容忽視的潮流。在這裡，林風眠與潘天壽分別代表了折中與傳統兩種努力。林風眠提出了“繪畫本體論”，認為“畫不分中西，只有好壞”。而潘天壽則獨標“拉開距離學國畫”的觀點，來為水墨畫劃定明確的專業邊界。今天看來，林的努力依然是那些想繼續在中西合璧的方向上前行的人們的精神動力，而潘的呼聲則多少可以看做是在傳統文化的空谷回音中嘹亮的鳴響，足以使水墨畫在重重危機中始終保持著鮮明的亮色。此外，潘的努力是頗讓人驚異的，就在他誕辰100週年之際，在一片適時的民族主義高漲的背景中，不少人突然發現在近代寫實派、折中派與傳統派三者的競爭當中，傳統派的實際成就變得最為重要，因為他們看到了傳統派的四大家(吳昌碩、黃賓虹、齊白石與潘天壽)已然成為了中國現代藝術的四座高峰。①
上述兩種情形，導致了水墨畫領域中的悲觀主義與樂觀主義。而且，這兩種主義無一例外地都深深根植在現代化進程起伏跌宕的意識形態的上下文中，各自扮演著不同的意識形態角色.
悲觀主義，按照一種説法，其背後潛藏著的是非理性的文化叛逆主義和文化本質主義(見《美術研究》1997年第1期文章《我們藝術中的悲觀主義》)，前者源於近代非理性哲學思潮，是近代激進主義的典型表現;後者則源自德國的黑格爾理論。或者按照另一種更具概括力的説法，這種針對傳統藝術上的悲觀主義，實際上是中國的“西方主義”的“他者”的表現(見作家出版社《他者的眼光》，鄒躍進著)。而樂觀主義則在相當程度上表達了深層的民族主義的強烈願望，強調藝術自身必須是在一個有效的傳統基礎上自我更新的結果。樂觀主義從學理上得到了三種思潮的支援，一種是從波普爾科學哲學引申出來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反對任何形式的歷史預設的看法和歷史必然性的看法;一種是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所表達的將文化傳統與社會經濟區別開來的看法，這種看法體現了文化保守主義對當代的批判和焦慮;最後一種是與文化保守主義結盟的民族主義，特別是在後殖民主義時代和後冷戰時代，這種民族主義更容易被知識階層所廣泛接受(可以參見易英的文章《新保守主義與水墨發展戰略》，載《二十世紀末中國現代水墨藝術走勢》，黑龍江美術出版社1997年1月版)。其總的特徵就是與非理性主義相對立的理性主義。
而從藝術實踐來看，悲觀主義者所看重的是當代藝術與已深受西方中心主義浸染的社會現實的血肉聯繫，鼓勵來自現實對傳統的一切批判;樂觀主義者則總是嘆息古道的衰落，在力求重建傳統價值的工作中，在批判藝術運動的所有時尚主義的努力中，往往容易直截了當地指責當代現實的膚淺習氣。或者更簡單地説，悲觀主義者厚今薄古，樂觀主義者厚古薄今。這種現象使我想起加繆曾經對悲觀主義所作過的一番辯護，他在一次針對基督徒的演説中説：你們基督徒只相信來世，相信天國最後的審判，卻對現在採取了悲觀主義的態度。我與你們的差別就是，我對未來悲觀失望，不相信任何的來世，卻對現在採取了樂觀主義的態度。就像西西福斯一樣，雖然命定的每一次石頭都要從山上滾落下來，但當他重新推動石頭上山時，他都可以説“我就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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