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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畫廊Artspace在迪拜藝博會上展出的默罕默德•塔曼作品《地獄天使》（2011）
迪拜報道——一個小男孩拿著風箏線軸；在他的身邊，一個女孩攥著風箏線，另一個女孩雙手高舉著想要抓住風箏。這裡可沒有什麼藍天綠地紅風箏的祥和風光。孩子是波紋鐵打成的，風箏線是帶倒鉤的鐵絲，風箏用的是巴勒斯坦的傳統頭巾和麻布衣服。孩子衣服上的扣子是瓶蓋。這些孩子住在沙伯拉，那是一座黎巴嫩難民營，也是巴勒斯坦藝術家阿卜杜·拉曼·卡塔納尼（Abdul RahmanKatanani）的家。
受到2009年12月加沙慘劇的啟發，卡塔納尼創作了《風箏》來表現加沙的兒童以及他們唯一可以玩耍的地方：天空。“雖然到處是衝突、沮喪和痛苦，這些人還是充滿了樂觀和希望，”阿基阿爾藝術畫廊創始人薩利赫·巴拉卡特（SalehBarakat）這樣評價作品描繪的巴勒斯坦人。最具有反諷意味的是，《風箏》看上去是輕盈的——孩子們好像在飛，然而他們的身體實感以及藝術品所傳達的資訊都是十分沉重的。“作品是對巴勒斯坦事業的概括，”巴拉卡特説。“充滿著詩意。”卡塔納尼的祖父母1949年從巴勒斯坦逃亡到黎巴嫩，自此住在沙伯拉，如今這個難民營是他的家，同時也是他的工作室。
在香特爾·克侯塞爾畫廊（Galerie Chantal Crousel）的展覽上，《風箏》和對面的作品《分裂的分裂》存在著一種令人感傷的關係。這件克萊·楓丹（Claire Fontaine）的霓虹燈作品用阿拉伯和希伯來語表達了相同的立場。克萊·楓丹由一對藝術家夫婦組成，其中一人是義大利猶太人，另一人是蘇格蘭人，他們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舉辦過展覽。他們的代理畫廊解釋説，通過在作品中對兩種語言的使用，他們希望“消除分歧，實現國家統一。”
埃及藝術家默罕默德·塔曼（Mohammed Taman）在祖國經歷變革後創作了兩件作品——他是用一隻眼創作的，另一隻眼睛在抗議活動中被橡皮子彈打瞎了。他的同胞藝術家納丁·哈曼（Nadine Hamman）和卡萊德·海菲茲（Khaled Hafez）也走上街頭，參加了塔利爾廣場的示威活動。正在展出這些作品的Artspace創始人馬利哈·阿拉塔巴裏説：“我希望在迪拜藝博會上做一個政治展位——我們正處在艱難時世，人們關心的不只是漂亮的圖片。”
出生在伊拉克的薩瑪·阿爾沙比在本次藝博會上是通過塞爾馬·費裏阿尼畫廊露面的，在成為藝術家之前,她曾是個歌劇演唱家。“我在美國什麼身份都有過，”她笑著説，“非法移民，難民，綠卡公民。”上世紀八十年代，阿爾沙比舉家從伊拉克逃亡到阿曼和阿布達比，幾經週折最後到了美國，一個她母親覺得安全的國家，她的創作就是受到這种經歷的啟發，探討“錯置”（displacement）的問題。“諷刺的是，我祖父1948年把全家從巴勒斯坦遷到了伊拉克，因為他覺得那裏安全，”阿爾沙比説。“我父親在美國讀了博士，母親就覺得到美國會安全些，後來美國就對伊拉克開戰了，想想真是有意思，”她説。她的兩個兄弟一個是音樂家，另一個是電影人，後者正在拍攝一部關於美國的宗教仇視的紀錄片。命運是難以捉摸的，他最近自己也成了宗教仇視的受害者。阿爾沙比感興趣的是身體和土地以及身份的關係。她自己往往是她的作品——無論是錄影還是攝影——針對的對象，用於表達人性和權力鬥爭方面的看法。“在這場競爭大戲裏，誰拿著炸彈，誰拿著石頭？”她問道。“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視角，我一直在調整對自我身份的認識，但通過作品我有了自己的聲音。”
隨著越來越多的事件在麻煩不斷的中東爆發，這一地區的藝術家時常會通過作品來表達對政治爭端的看法。無論是流亡海外還是依然生活在該地區的藝術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一位中東藏家説，“作為一個阿拉伯人，這一點是天生的，我們一定會對政治劇變做出回應，幸好，多數的藝術家是通過一種詩意的方式來表達的。”（瑪娜•埃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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