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工筆畫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之時,也潛伏著不少有礙其健康發展的負面因素。寬鬆的文化環境與多元並存的藝術格局,一方面為工筆畫創作提供了自由取用的極大便利和豐富資源;另一方面又以“怎麼都行”的後現代境遇腐蝕著人們的意志,導致許多工筆畫作品失去了自律性約束,而在吸引眼球的低俗層次上為所欲為。沉溺古典和膚淺模倣的工筆畫,挪用西方繪畫語言或者混跡日本畫的工筆畫,脫離中國畫得意忘象之文脈而追逐視覺生理極限的工筆畫,以及乞靈于媒材開發、媒介實驗和形式解構,將製作設計充當藝術創造的工筆畫,從不同方位上催化加劇著為所欲為的無序程度。在以大眾傳媒為載體的圖像文化高度發達,人的神經系統傾向視覺化,主體結構往往還原為感覺與幻象的時代背景下,如果缺乏形而上精神的支撐,工筆畫比起寫意畫來,更容易陷入解構崇高、褻瀆神聖的反文化泥淖。
繪畫作為視覺藝術的中心門類,從古到今的流衍過程,在西方大抵是逐漸芟除附加其上的巫術、宗教、文學、科學等因素,向著較為純粹的視覺形式轉變。在中國,則由於文人畫的主導作用,反而融合文學、哲學、書法等因素,強化人格、趣味、象徵等原則,朝著綜合藝術的方向舒展其精神根基。這一反差,隨著20世紀傳統文人階層的解體而被填平,中國畫也與其他畫種處於同一平臺,將視覺形式的建構視為天然職責。工筆畫正是抓住這一歷史契機,獲得了遠勝於寫意畫的大發展機會。但不容回避的前提,是必須補上文化這一課,必須找回藝術家的精神深度,必須維持一種積極的超越狀態——既抵制功利世界的誘惑和強暴,又拒絕意義世界的自我中心化和絕對化。這不僅是工筆畫擺脫“媚俗”、“匠氣”等“過去式”桎梏的保證,同時也有助於減輕“民族性”與“時代性”兩難選擇的困擾,從而真正邁開“現在時”的穩健步伐,用自己的“未來性”去構築不負眾望的壯麗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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