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家玲：今天在藝術界，知識分子的概念在展覽中或者藝術批評中不斷的被使用，在您看來，藝術家是否有必要承擔知識分子的角色？當然這裡的問題更傾向於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陳丹青：我不信任被“不斷使用”的詞，包括“知識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不斷使用，即濫用，證明我們拿不出更準確，更有效的詞語。具體説，傳統藝術家不必是今天定義的所謂知識分子。古代許多偉大的畫家根本不識字。十九世紀以來，尤其是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藝術家的知識狀況越來越重要。許多當代藝術承擔哲學或人類學的命題，波依於斯就説他的作品接近人類學。但像畢加索這樣的巨人，你很難説他是知識分子。他為職業知識分子，為學者，提供無數話題，但他不是讀書人。
中國的情況是另一路：目前被認為是知識分子的角色，很少有人真懂藝術。真懂藝術的批評家，寥若星辰。而具有知識分子氣質的藝術家也很少。我不會主張藝術家必須是知識分子，眼下那麼多藝術博士生研究生，並不意味著藝術家就更多。
但有時接觸藝術家可憐的知識狀況，也確實令人沮喪。可惡的所謂“兩課考試”，卻又假定藝術學生必須具備“知識”，好像藝術家必須是學者。這種愚蠢而剛愎的制度，説明高考制定者對藝術、對學術、對教育，不但沒有起碼的知識，還缺乏起碼的常識。
徐家玲：近年來關於公共知識分子的爭論很多，有強調知識分子精神的也有鼓吹警惕知識分子思潮的，但是也有人説中國根本沒有公共知識分子，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陳丹青：我傾向認為中國沒有嚴格意義的公共知識分子——假如我們與先進國家同類角色比較，再和民國五四知識分子比較的話——今日中國，連像樣的公共空間都沒有，哪來公共知識分子？目前這麼多媒體和出版物，還有網路，並不就是真正的公共空間。
徐家玲：近年來您接受過很多采訪，也被邀請撰稿關於70年代、80年代的回憶文章，比如新近出版的《七十年代》您在其中所撰的文章是《幸虧年輕》，除了在出版商的策劃下給這個社會製造新的談資以外，您希望傳達給觀者什麼？
陳丹青：我寫作時沒想過“希望傳達給觀者什麼”。我面前只是一具電腦，開亮著，一字一字，一段一段寫，就像畫畫，你為每一筆斟酌，而且負責。然後文章發表了，你不可能知道誰在讀，有沒有人讀，就算讀了，同樣一句話，各人的回饋很不一樣。所以，事實是，當我寫成什麼，是為我自己傳達了某些意思或效果，我成為自己的讀者，發現原來我對某事是這樣的看法。
我寫七十年代回憶也是同樣道理：每個人都有青春記憶，但未必每個人會寫出來。我寫《幸虧年輕》時，又回到三四十年前，我為自己重溫了一些往事，如此而已。事後得到幾位年輕朋友的回應，説是很感慨。但我也讀到幾篇有關《七十年代》的書評，大意是對我們這些人談自己的年代，很厭煩，很反感。這在我預料中。我年輕時也討厭上一代津津樂道炫耀他們的革命記憶。所以我在回顧七十年代時幾乎沒寫自己，只是描述當時的衣食住行之類日常生活。即便這樣，我的書寫仍然可能有效引起部分讀者的厭煩，就像有些前輩的文章惹我厭煩一樣。
我的意思是説，一位作者最好不要存心試圖向讀者“傳達”什麼。文章不是快遞，你送過去，人家就收下了。不是的，你得明白讀者是聰明的，各種各樣的，你不能假定別人對事物的感受會和你一樣。你以為你在談七十年代，但別人在其中讀到你難以料想的效果，或者，晚輩對七十年代毫無興趣，至少，對我們這類人談七十年代，不以為然。這時，倘若你期望讀者接受你的意思，你關心的不該是寫什麼，而是怎樣寫。你寫的不準確，不誠實，你會將心裏的意思寫走樣，寫壞掉的。
很抱歉，説了半天，我還是沒告訴你我想“傳達什麼”。我在寫作中學習表達，並非傳達。
徐家玲：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對當代藝術市場造成了很大的衝擊，有人説這場危機標誌著“以西方話語為主導的中國當代藝術的落幕”，這場經濟危機對當代藝術造成的影響您是否有自己的看法？
陳丹青：不單當代藝術，過去十多年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事，都顯得很火暴，同時不真實，不可信。經濟危機可能使這一切忽然比較真實了，至少，各種亢奮和妄想或許會因此休息休息。
不過很快，種種妄想和亢奮又會起來的。
我不很了解國內的當代藝術。它當然是以西方話語為主導。“當代藝術”原本就是西方詞語、西方概念。就像馬克思主義、無産階級革命之類，全是西方詞語。但我不會斷定中國當代藝術會就此“落幕”。它將以另一種劇情繼續上演。我同情並支援廣義的當代藝術，它大幅度改變了此前的文藝體制格局，它證明我們的感受力、想像力具有無限的可能，其中有不少優秀的作品與作者。我不相信經濟危機會中止當代藝術，但我也不敢奢望當代藝術因此成熟。市場或許受到若干影響，但中國當代藝術的特質不是藝術，而是莫名的活力。經濟危機可能干擾或傷害這類活力，也可能以另一種方式或理由，刺激，並改變這活力的方向。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近年我樂意去七九八、宋莊、北皋、索家村、今日美術館，但除非應酬，我很少去中國美術館，那裏可看的展覽有限，它開始接納部分當代藝術，但仍須長久的轉型過程：從一座龐大的行政機構向一座當代意義上的美術館，艱難轉型。
徐家玲：目前來看，中國的藝術形態其實有很多種，比如當代藝術中近年來影像、裝置的興起，但是與此同時也有很多人在從事相對傳統的文人式樣的繪畫創作，在這樣一個同樣的社會形態之下，藝術的形式卻朝著不同方向的轉變，在您看來這是一種混亂還是一種多元？其根本原因和中國目前的國情存在一種怎樣的關係？
陳丹青：我願意稱之為“良性的混亂”，它逐漸將文藝帶離過去的單元格局，但還不是所謂“多元”。真的多元格局是清晰的，穩定的，不同領域做不同的事。目前的創作局面並不清晰，也不穩定，它的確是國情的折射：國情也不清晰，不穩定，譬如市場經濟並不是真的市場主導，而是權力主導，是一系列外人難以把握的潛規則；因此，市場經濟的波動不是市場規律，而是權力的變數，如此等等。
但我不指望別的方式，也不可能有別的方式，這一切都是國情。
徐家玲：今年以來零星讀到您的新文章，能感覺到您的文筆越來越好，不知您平時除了畫畫外是否也在大量的閱讀？您現在對自己的文字是否滿意？有沒有想過，自己的寫作會走到哪一步？
陳丹青：我儘量試圖把話説清楚，説得有意思，但我不奢望這就是好的“文筆”。我不會想“走到哪一步”，重要的是保持畫，保持寫，更重要的是，我喜歡繪畫與寫作。
徐家玲：可以説，現在的您更多是以批評教育制度進入公眾視野的，最近武大的受賄醜聞、浙大的博士跳樓自殺事件以及諾貝爾獎等等都圍繞著高校的問題展開了討論，不知道您現在是否還關注中國的教育問題，還是在教育制度毫無改變的情況下已無心多問？
陳丹青：近年很少談教育問題了。不在其位，不該多説。教育的惡果不斷會冒出來，目前已知的只是一小部分。我終於明白，前些年我所詛咒的問題其實不是教育問題，而是權力問題。權力問題是不可改變的，所以教育的惡果也不會改變。
徐家玲：您好像説過中國的教育制度不變您就不再進入學校教書，但是在短時期內教育制度的改變是不可能的，那麼您對於中國教育制度的期望是什麼，您覺得怎樣的教育制度是中國教育改革的方向？除了您已有的言論外是否還會採取其他的一些方法去促使現在教育制度的轉變？
陳丹青：我對教育沒有期望。維持權力是教育領域和所有領域的內在律令，我和其他人士的言論只是灰塵。唯一能改變教育的是權力結構，你想想看，權力結構會改變嗎，或者，它會按照公眾希望的方式改變嗎？
徐家玲：您已多次表示想安靜的畫畫，但是似乎是這樣，很多人願意聽到您發表看法，而對於您的文字和言論在現實的社會中很多時候只是為了製造話題，是衝著“陳丹青”的名氣為採訪而做的採訪，而不是為了探討問題，我們的社會現在仍然處於“娛樂至死”的環境之中，可能公眾、媒體對於您言論的興趣也不例外，您怎樣來看待這些？
陳丹青：中國式的“娛樂至死”和西方的“娛樂至死”，性質不同。中國式的“娛樂”文化——雖然談不上什麼真正的娛樂——是為了掩飾、掩蓋的社會問題，轉移並消解大眾的注意力。我發現我可能變成這樣的傻逼之一：媒體希望勾引我説一兩句可憐的真話，解解悶，同時用娛樂的名義使這種真話的散播——最關鍵的幾句話一定是被刪除的——顯得比較滑稽，可樂，因此比較安全。當然，個別走得稍遠的媒體為此付出小代價，譬如湖南衛視刻意安排我和韓寒——一個老傻逼，一個小傻逼——對話，但在播出後立即被命令寫檢查。
對此我沒什麼看法。大家都得混飯吃。我也一樣，我和大家一樣虛偽，一樣茍且。
徐家玲：能否説説您現在最關心的問題和困惑的問題是什麼？
陳丹青：沒有特別關心特別困擾的問題。喪失希望是一種安靜的，甚至優美的狀態。我回來九年了，已經主動接受偉大的國情教育，學會不生氣，不煩躁，裝孫子，然後自得其樂，就像權力希望並迫使所有人那樣，安於現狀。
徐家玲：每個時代的變革都需要年輕的力量來推動，在“意料之外又情有可原”的社會您對年輕人有什麼寄望？
陳丹青：控制我們這代人的教育，今天，往後，仍然一成不變地教育下一代。真是“意料之外，情有可原”啊。今天絕大部分的“年輕的力量”，以我所見，在生活層面是謀生第一，自己第一，在精神層面，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
我沒什麼寄望，也沒資格寄望。我只是同情今天的窮小夥子，他們要花多少錢才能巴結女朋友：送條絲巾，請頓飯，幾百幾千，買個公寓，每月按揭至少上萬。我也同情今天的花姑娘，她們的同學、鄰居或發小被官員富商包養了，你不能要求青春女孩對物質，對安全感毫不動心。我們那代傻逼的純情是因為沒有物質，沒有誘惑，我很高興看見年輕人終於進入中國式消費時代，有權追求物質與虛榮。可是他們並沒有進入真的資本主義，而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