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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嚴培明
2009年7月1日下午，在嚴培明亦師亦友的知交黃申生先生位於上海莫幹山路的工作室裏，嚴培明靠著窗口前的八仙桌，雪茄就綠茶，侃侃而談。
從《童年的風景》談起
6月19日，嚴培明個展《童年的風景》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開幕，時間長達四個月。這是一個從08年開始為尤倫斯藝術中心量身籌劃的個人展覽。為了在這個高9米，2500平米的空間裏呈現一個富有感染力的展覽，作品的展示方式作為創作的一個重要因素進行了考慮。2006年嚴培明在西班牙賽維利亞參加第二屆西班牙國際當代藝術雙年展的時候嘗試過畫在旗幟上，當時策展人要求他的作品在一座橋上展出，巨大的固定式的畫框顯然不適合在橋上展出，為此他試著畫了“海盜旗”。那次成功的經驗為《童年的風景》所吸收，並且得到更深入地發掘。運用旗幟來承載畫面在這個展覽中産生了不同凡響的效果，一方面是旗幟本身具有的象徵意義，更重要的是“一般畫一幅肖像，作品就一種狀態，即使畫的是變形也就是一種，但是在旗幟上畫的，隨著旗幟飄卷翻滾起來，就有了千萬種的變化，這些孩子像是活著的，在多舛的命運中竭力掙扎”，作品的主題藉以更強烈地傳遞。而觀眾面對視覺上動態的同時，耳邊又為呼呼風聲所佔據的時候，很難阻擋內心油然而生的震撼。
當問起長期專注並聞名於以黑、白、紅單色描繪人物肖像的嚴培明為何會嘗試做一個裝置藝術作品，他回答地很明確，“我並不是刻意去做一個裝置，至少從一開始並不是從這個出發來考慮的”，選擇旗幟作為載體，是把整個空間作為一個對象，把展覽整體作為一個作品來考慮的結果。
在嚴培明近期的兩個個人展覽中，可以看出他對於展覽呈現與主題表達之間聯繫越發關注的趨勢。2009年年初，嚴培明受邀在巴黎盧浮宮舉辦了該博物館有史以來第一位在世藝術家的個人展覽，展覽稱作《蒙娜麗莎的葬禮》。在這個展覽上，點題作品《蒙娜麗莎的葬禮》懸挂在距離《蒙娜麗莎》原作近在咫尺的一個展廳裏。灰色的“葬禮”蒙娜麗莎和“艷麗動人”的蒙娜麗莎在一墻之隔的陰陽交界處對話生命與死亡。這樣的展覽呈現方式與之前嚴培明的展覽比較，例如，2005年在《獻給我父親，第戎—上海—廣東》巡展，2004年至2005年在德國曼海姆美術館舉辦的《猛龍過江》等等，最近的兩個展覽透出藝術家在為自身關注話題尋找一種更為強烈有力的表達方式的企圖，他正在試圖讓自己的力量輻射到畫布以外的更加廣闊地空間裏。
《童年的風景》對於尤倫斯乃至其他的美術館、藝術空間會是一個很好的啟示——展覽可以這麼做，或許也是一道難題——以後的展覽又怎麼做?這個展覽對於藝術家會是一個有益的啟迪，畫裏畫外能産生如此力量，或許也是一個考驗，自己如何達到表現力的極致?
嚴培明的作品
關於藝術作品的力量
今天再來討論藝術作品的力量或許有些老套，但是在嚴培明看來，力量、力度與作品主題的深度一樣重要，一樣經久不衰，他對力量的關注正如他始終在關注生命與死亡的主題一樣執著。單色系列肖像以簡單色彩的強烈對比，闊筆橫掃的霸氣來達到表現的力量，把這個悲慘世界留在人們臉上的印痕刷到畫布上。這樣的表達他樂此不疲，這樣的力量讓他癡迷。嚴培明每年都在世界各地舉辦展覽，他要求自己每個展覽都有數量可觀的新作品，甚至整個展覽都是全新的，但是創作當中他並沒有覺得太大壓力，“每一次創作就像是一次力量的爆發，充滿了享受”。談到力量的時候，他的眼睛圓瞪著充滿渴望。
不斷尋求震撼人心的表現力量，可以作為串起嚴培明藝術創作歷程的線索之一。從他最初選擇以單色的肖像作為主要的表現對象，把生死悲歡、人間苦難凝結在最普通人的形象裏，到他用“葬禮”蒙娜麗莎與“麗人”蒙娜麗莎的對話，再到今天以旗幟作為載體來勾畫的孤兒，簡潔、直接、有力的原則貫穿始終。就如嚴培明自己所説的，“簡潔不啰嗦，讓畫面充滿力量，用最精煉的話講出我的意思，我就是這麼想的”。在單色的肖像裏，人臉就是最好的“詞語”，嚴培明專注的是遣“詞”造“句”。外媒對《童年的風景》的評價形容集中在“震撼”上，當34面旗幟飄捲起來，生的開始，朝著家園掙扎，當34面旗幟垂落，死的到來，家園寂靜沉默，生死的轉換只在朝夕，就是這樣的孤獨人生，就是這樣的悲慘命運，簡潔到一瞥足以見全貌，卻讓人剎那間毛孔收縮汗毛直立，難以平復。展覽沒有作任何修飾，作品赤裸裸地擺在展廳裏，但是足以打動身處作品內外的觀眾，嚴培明依然在遵循這個原則。
在尋找更具力量的表現方式的過程中，嚴培明表現出和他無視藝術已有框架同樣的勇氣。能夠找到一種被認可的、具有力量的表達方式被很多藝術家視作藝術上成熟的開始，從此他們會按照這個方式作為自己創作的規範。嚴培明當然也有一些規範，不過對規範更恰當的描述應該是個人的習慣，現在他的新展覽讓我們看到了，他還是那麼不安分，還是想怎麼畫就怎麼畫，想怎麼表達就怎麼表達，“我是做藝術的就是做藝術的，至於什麼工具，其實都可以的”，這句話很熟悉，嚴培明多次説到過，這次他還補充了一句“我還在不斷在思考，考慮我的作品主題，考慮怎麼讓作品的主題表達得更有力量，這和我的生命同步”。他説自己已經在考慮明年在美國紐約的大型個展，“你們到時候還會有一些新的發現”。
一個藝術家的藝術夢想
“每個人都有一個夢，如果沒有實現這個夢，當夢醒的時候你會發現這是個噩夢。”嚴培明如是説。
嚴培明頻頻在國際藝壇公開展出，獲得愈來愈廣泛地認可，市場也對他的作品表現出足夠興趣。一個上世紀八十年代從上海閘北輾轉來到法國第戎追尋藝術夢想的青年取得今天的成就，無論如何都應該歸入成功者的範疇，他的藝術夢想應該實現了很大一部分。但是“我沒有成功的感覺，我只想以一個藝術家的眼光和責任來看這個世界，表達自己的看法”。“我仍然只是藝術的路上前行，藝術是最高的，不是用金錢或其他來衡量，金錢和權力對藝術沒有控制力，藝術不是奴才，奴才在服務別人的時候，喪失了自己的理性和人品，奴隸靠自己的辛苦的勞作換取一頓飯，奴隸好過奴才，我可以一輩子做奴隸，但是絕不做奴才。”嚴培明的回答把他的藝術與生命存在聯繫在了一起，就像他在關注這個世界裏那些被忽視的被重視的，那些處於社會中心的和被邊緣了的，也包括自己在內的生命的時候，反覆表現的如何生與怎樣死的主題。尤倫斯的旗幟上描繪的是北京一家孤兒院不知名的孩子們的命運;《藝術家父親的葬禮》、《藝術家父親在太平間》是對藝術家的至親者的生命認識。而《太平間的自畫像》則是對自身生命的思考和體驗，他説一個藝術家“如果人死了，而畫又被埋葬的話，那是最大的痛苦”，裹著屍布的藝術家本人在畫布上的存在或者正是他渴望自己的藝術與生命同步的隱喻。
嚴培明有著把種種複雜的表像都歸入生命終極加以理解和探討的習慣和能力，把對自己生命的認識，把由己及人和由人及己的生命印證統統擠壓進藝術創作當中，他所謂“簡潔不啰嗦……用最精煉的話講出我的意思”的強勁力量也來自於刪繁就簡，以每個生命體共同的出發和歸屬來剖析其各自獨特的存在，正如Fabian Stech在討論嚴培明作品中關於死亡主題時引用的西班牙作家弗郎西斯科的話，“死亡開口對人們説話，他説他的外表並非骷髏，每個人自己的死亡都蘊藏在自己現存的形態中。”在這一高度上的統括，使得每一個肖像都能夠直指人心。
在談到自己的藝術生涯的時候，嚴培明再一次把自己對藝術力量的癡迷追尋放到了自己生命終極的刻度上衡量。他渴望在夢醒的那一刻依然散發出磅薄的力量，那面代表自己的旗幟垂落前的一瞬間仍舊應該迎風招展、咧咧作響。嚴培明用讚賞甚至艷羨地口氣拿畢加索的藝術生命舉例，他又一次瞪圓了眼睛，“那是自始至終充滿力量的，即便在生命終結的時候，依然放著光芒，那真的很過癮很過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