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個體轉向”並未完成
2009年是中國藝術乃至文化的轉捩點。引用眾多學者的觀點，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努力，中國人的生存壓力減弱，人的全面發展的需求增強。那麼，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之際，需要思考並加以解決的問題是繼續改革開放30年所面臨的棘手問題，也就是人的全面發展問題。人們目前需要著重思考並著力解決的問題是改革開放後30年所面臨和亟須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説，對改革開放前30年成就的紀念與歌頌不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已經變為對改革開放後30年的規劃與思考。
前30年由三段時間構成：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至今。如今，改革開放後30年成為當下中國人努力的目標。眾多學界人士習慣將“傷痕繪畫”、“知青繪畫”、“鄉土繪畫”等描述為“社會批判”文藝思潮，將“85美術新潮”描述為“文化批判”文藝思潮，而將20世紀90年代描述為“個體轉向”。從這一系列描述本身就可以看出，中國知識分子試圖用理論表述守住中國文化的底線，試圖用確立“個體轉向”完成“現代性”的構築工作。因為在當下人看來，20世紀90年代並沒有完成真正的“個體轉向”，這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展現。
明智者皆能看出：從“傷痕繪畫”、“知青繪畫”、“鄉土繪畫”到“85美術新潮”、“89現代藝術展”再到後來的“潑皮主義”、“艷俗藝術”等，中國藝術上演了一齣完整的慘劇，即“理想主義”、“社會責任感”等理性精神極盡式微，而“視覺反諷”、“流氓話語”等盲流精神大行其道。事實上，與其將20世紀90年代描述為個體意識的覺醒或人的覺醒，還不如將其描述為流氓或痞子意識的復活。因為“個體”這一話語表達恰好是連接“前世”理想和“後世”話語的仲介，是前現代、現代乃至後現代（當代）時期貫穿始終的一條宏觀敘事的紅線，與其流氓、痞子意識毫無關聯。“個體性”是在理性框架之內的，其不等同於“自私自利”、“自以為是”、“虛無主義”等的功利意識，它從宏觀上指向人性和自由。
在現代民主社會裏，人們對自由的界定恰好體現了健康的理性精神，“自由以不干預、干涉他人的自由為前提”。肯定的是，“個體性”連接著現代化的至高成就——“現代性”。表面上看來，後現代（當代）藝術、文化是對現代藝術、文化地反駁、顛覆，但是人們必須看到，後現代（當代）藝術、文化在反叛、顛覆其對象——現代藝術、文化時保留了兩個核心的東西——自由和人性。人們可以認為後現代（當代）藝術、文化“無所不反”，但是，人們必須看到後現代（當代）藝術、文化從未有反人性、反自由的企圖——這也是一些後現代思想家（如哈費馬斯）認為後現代是現代的一部分的原因。從很大程度上講，中國當下盛行的“視覺反諷”、“流氓話語”等盲流精神與“個體性”、個體意識毫無瓜葛，是“江湖話語”（盲流精神）的彰顯物。
中國當下文化不是呈現為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當代）三種文化形態的混雜狀況，而是呈現為古典、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當代）四種文化形態的混雜狀況。並且，中國當下藝術的話語結構呈現為主流話語和邊緣話語相對立的格局。可以説，中國當下文化依然是“二元對立”的，因為這一點，中國當下藝術、文化至今無緣“當代”。因為本應在時間上繼起的文化形態如今在空間上並存生發，所以中國文化至今沒有形成比較系統的文化觀念和文化形象。中國當下文化的生發過程中至少隱藏著三個系統文化力量的持久對抗，即存在話語霸權的專制主義文化系統、現代多元文化系統和中國式盲流文化系統三股力量的激烈碰撞；而在話語架構上至少呈現為正諭話語和反諷話語、國家主義話語和盲流話語、專制主義話語和山寨話語三對話語的兩極對峙格局。
在話語結構上，正諭話語、國家主義話語、專制主義話語和反諷話語、盲流話語、山寨話語是主流話語，知識分子話語和民間話語是邊緣話語；在文化系統上，存在話語霸權的專制主義文化系統和中國式盲流文化系統是主流文化系統，而現代多元文化系統是邊緣文化系統。主流話語和邊緣話語的對立格局酷似西洋現代時期現代主義藝術中形式-結構流脈和主觀-表現流脈二主流與行為-功能流脈和地方寫實藝術二邊緣的對立格局。因此，中國當下藝術、文化既非籠統的當代，也非過時的現代，而是古典、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當代）的雜燴。而人們看到當下最為流行的“潑皮主義”、“痞子話語”、“艷俗藝術”等潮流只是一個文化系統——中國式盲流文化系統（流氓精神與西洋後現代文化精神結合的産物）的顯現。
無論是正諭話語、國家主義話語、專制主義話語，還是反諷話語、盲流話語、山寨話語，還是並存的三個文化系統，其在藝術創作、文化創造上都有具體的顯現。新古典主義繪畫（雕塑）和新寫實繪畫（雕塑）體現為國家主義話語、正諭話語；“潑皮主義”、“政治波普”、“艷俗藝術”、“卡通風”等體現為盲流話語、反諷話語；偽古典主義者（新儒學、國學鼓吹者以及犬儒學者）是存在話語霸權的專制主義文化系統的維護者。嚴格意義上講，無論是正諭話語、國家主義話語、專制主義話語等官方話語，還是反諷話語、盲流話語、山寨話語等流氓話語，還是存在話語霸權的專制主義文化系統和中國式盲流文化系統都不具有民主社會建設意義。
面對空前複雜的文化現狀，中國人只能談論自身的“當下”而無法談論自身的“當代”。也就是説，中國當下學界人士必須用“當下藝術”概念替換“當代藝術”概念。原因很顯而易見，“當代藝術之後”的批評和藝術是21世紀中國的新批評和新藝術，它恰恰是“當下”的，而非“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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