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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當代藝術批評的失語問題，就要説到其本質和癥結，即市場現狀衍生出的失語、亂語和漢語的持續本真現象及原因。但勿以兔死，即認狐悲，作為中國當代藝術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環，這種客觀現象始終是必然的。不以物喜，更不宜以己之悲而心懣矣。
回顧中國美術批評的歷史，很容易看到一條清晰的線索，正如王小箭所描述的2次失語的經歷：改革開放前被姦污的奴婢時代和藝術市場高漲背景下藝術批評被推崇、慢待及至閒置的階段。我們知道，確立中國藝術批評的文化角色的是在’85新潮美術時期，到“89“現代藝術大展之後便呈現出非常繁榮的局面，許多至今活躍在國內的批評家便是那時開始活躍起來的。然，時過境遷，如今許多的批評家由於各自條件和生活樣式局限分別選擇了各自的生存和做事方式，發揮著各自的力量介入學術論述和藝術市場，其文化身份逐漸不同“變質”；時下的批評家（除非是體制內或已屆退休的先生）不是做了策展人便是客串為畫廊或拍賣公司的“外援“，直語、快語、失語、亂語者皆有之。由此，對其刻薄者、痛惜者、親身參與者更是為眾。其實，更有些人是“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心理在做崇 ……
筆者無意也不該指責任何人，如果我們拋開這些事情的表像深入到事物的內部，從縱向和橫向兩個角度看問題，一定可以發現似有所悟之處的。從先秦的諸子百家到魏晉時的王公貴族、藝術家、文化人或搞藝術理論的人始終是社會精英階層的一員或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子（舊時的公子多是飽讀詩書之人，絕非我們常詬的市井無賴），因為特殊和優越的家庭條件他們可以使吟詩做畫，撰書立論，所以史論煌煌、藝技昭昭；屈原、蘇氏三傑、司馬遷、朱耷乃至旗手魯迅莫不是此。橫向看國外的福科、格林伯格、波洛克抑或托爾斯泰等，如果沒有學院或藝術家、社會力量等的資金支援，那麼其地位也沒有那麼高。中國30年當代藝術發展的歷史也是如此，藝術家可以賺到大把的錢，那麼我們的理論工作者窮其一生的努力卻潦倒一生，現時社會的文化機制並沒有給我們的理論家提供一個搞前衛藝術研究和正常生活的可能，他們親臨一線參與當代藝術的推廣活動也就是理所當然了。當然所謂體制內院校和文化機構的研究人員有較好的生活狀況。但源於歷史的原因他們中大多數對前衛或當代藝術的理解又有顯然的局限性，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當代藝術批評的基金會制度，以制度和福利的形式以獎掖和出版那些現在學術和理論思想上頗有新知和未來可成大器的莘莘學子，他們是成為藝術批評轉語而慷慨激昂的最有可能者。筆者近日參加了在中國美院舉辦的博士生論壇深深體會到了這一點，有些博士生的論題和學術水準是很高的，但可發表他們論文的陣地和平臺又是少之又少，其中的奧妙有目共睹。筆者不敢妄言，只是盡己之能盡微薄之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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