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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和藝術
孫振華
汶川地震一週年快要臨近了，社會各界紛紛醞釀，似乎要有所表示。
一次偶然聽到幾個搞藝術的人在議論，準備籌備一個汶川地震一週年的藝術展。其中有的人主張就在本地辦；有人則提議説，要辦就應該辦到北京去，影響更大些。
展覽想要什麼影響？對廣大災區人民？對社會觀眾？還是對藝術家自己？
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面對災難，藝術何為？藝術家何為？
面對巨大的災難，一個從事藝術工作的人實際是具有雙重身份的。一重身份是作為公民，作為個人；他可以做志願者、當義工，可以募捐、籌款等等。另一重身份是藝術家，他的工作是利用他們所掌握的技術，從事視覺圖像的創作和傳播活動。
我注意到，藝術家常常會忽略自己作為公民的個人身份，他們對救災的作用，更希望通過自己的第二重身份來實現。儘管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也參與了募捐，但是更多的人是通過捐出自己的作品，或者通過舉辦展覽和作品義賣來幫助災區。
這種做法其實是把自己的“藝術”放大了；對許多藝術家而言，這種做法已經成為一種由來已久的習慣。
就拿災難後藝術家所創作出的那些表現災難的“藝術品”來説，那些作品究竟有多大的拯救作用和療傷作用？
在我看來，對災民而言，你與其讓他們觀畫，不如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和他們説説話，談談心，哪怕什麼都不説，陪他們坐著，恐怕也要比在家裏畫畫，舉辦展覽、參加義賣更有效果。
對於從災難中走出來的人而言，讓他們反覆觀看表現災難的作品，其實是一種折磨，是一次次掀起他們的傷口，一次次挑起他們內心的巨痛。
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看待“藝術的僭越”，以及把握好其中的倫理尺度。
“藝術的僭越”是我想出來的一個説法，它的意思是，藝術作為社會的一個子因素，它應該從屬於社會的總體利益和總體目標，但是在實際生活中，社會的災難，社會的痛苦，常常成為成就和催生藝術的土壤和條件，也就是説，在很多時候，國家、民族的不幸成為藝術幸運的必要條件，國家、民族的不幸與藝術的幸運形成了一種因果關係，這就是藝術的僭越。
古人早就意識到這一點：“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始工。”“文章憎命達。”“文窮而後工”……
拿抓拍到三歲敬禮兒童郎錚的攝影作品為例，作者楊衛華如果不是因為地震災難，他可能永遠都是一個小報紙的記者，他不太可能獲得攝影金獎，也不可能為國人所認識。在這個意義上，他似乎應該感謝災難。
楊衛華本人也敏銳地感覺到了這一點，他在得知獲獎後這樣説，“這幅作品是用5萬多生命換來的，假如可以在獲獎和不發生地震之間重新選擇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我們注意到，當災難發生以後，許多藝術家幾乎是本能地想到了他的藝術，在這個過程中，災難本身似乎成為藝術家展現自己，展現藝術的一個契機。在主觀上，他們是為了救災而忙碌：在創作，捐作品，辦展覽；但從藝術的效果而言，他們個人或許成為了受益者。
總之，他們的“藝術救援”和“現場救援”的差別很大。是為自己而藝術？還是為災區而藝術？或者兼而有之？這恐怕是藝術家的一種倫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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