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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處在社會斷裂與轉型的新世紀，對人類傳統文化價值與人文精神的批判性繼承成為超越東西方二元對立、發展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途徑。具象繪畫對於意義的追求，正是提升其人文價值與精神內涵的現代之路。堅持架上繪畫對於人的心靈與精神生活的守望，從人類文明史的進程中獲得視覺想像力，通過對文化的歷史性的整體理解，藝術家仍然可以獲得表達現代人生存狀態的廣闊空間。
關鍵詞 精神生活/人文精神/具象繪畫/現代性/架上繪畫
一、精神生活與人文價值
波德萊爾曾經有一首詩表達了資本主義時代文化與藝術的命運，他感慨于功利時代對於自然與藝術的追求，正日益成為一種奢華的夢想：
去做妓女們的情人
都很幸福、舒適、滿意；
而我，卻折斷了手臂，
為了曾去擁抱白雲。（注：《波德萊爾全集》第1卷，第193頁。轉引自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三聯書店，1989年第1版，第100頁。）
在這裡，“妓女”作為一種暗喻，可以視為世俗利益的象徵，這位現代社會的寵兒，將物質與情慾的享受作為生活的全部；而“我”卻是古典社會的英雄，對自然與浪漫永遠懷有一份詩意。
學者余虹注意到在當代生活中，文學藝術越來越無足輕重，它接受了虛無主義的立場，拒絕精神價值：“當代文藝愈來愈徹底地融入大眾文化工業，成為日常消費的一部分，其精神性品質幾乎消失殆盡。”（注：余虹：《藝術與精神·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頁。）具有後現代特徵的大眾文化以其貪婪的消費性吞噬一切人類文化的資源，將早期現代主義精英對現實的批判視為唐吉訶德式的虛幻挑戰，以回避精神生活、沉溺現世享樂的玩世態度消解人文主義傳統，這與20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對精神生活的關注適成鮮明對比。
學者周國平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弱化，正在失去對人的精神的操縱之功能，另一方面是本來意義上的精神生活的覺醒。
在周國平看來，精神生活有兩個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基於個人自由的自覺性和基於終極關懷的超越性，它與意識形態的主要區別在於：“在內容上，精神生活所尋求的是生命意義，被尋求的這個意義往往體現為某種超越於世俗的肉身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精神價值，因而對之的尋求和守護往往具有終極關懷的性質。……在形式上，精神生活在本質上只能是以個人為本位的，是個人對生命意義的自覺尋求和對某種精神價值的自覺認同，因而必須是一個內在的自由的領域，在社會層面上則呈現多元化形態。”（注：周國平：《意識形態與精神生活》，載《開放的空間：文化交流中的衝突與融合研討會文集》，2001年6月，第16頁。）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社會場景發生了重大變化，市場化進程急遽加快，實利主義之風強勁鼓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90年代前期的那場人文精神討論。
一方面，多數討論者的確已經意識到了精神生活中某種矛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卻又對此表現出了一種憂憤的情緒，他們所大聲疾呼的“人文精神失落”便是這種情緒的集中表達。在周國平看來，人文精神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它有兩個要素，一是終極關懷，二是社會關注。一般説來，終極關懷是中國文化傳統中所一貫缺乏的，但是真正使人文知識分子感到“失落”的是在社會關注方面人文學者與藝術家對於社會的直接影響力的減弱。強調終極關懷與社會關注並非要求將其變成全社會的信仰，相反，我們必須承認終極關懷在實踐中的個人性，不能用“原則上的普遍性”來沖淡對個人性的承認，回避由個人性必然得出的精神價值的多元性這一結論。我們可以斷定存在著某些人類共同的乃至永恒的精神價值，但也必須承認，這些價值僅僅存在於個體的多樣化的尋求之中，對它們的理解永遠是不確定的，因而是多元的。就精神生活而言，最應強調的正是個人性和多元性，越是個人靈魂中的真實過程，就越具有人類價值。
正是在當代藝術家個性的靈魂的真實呈現中，我們看到了藝術重新進入當代人精神生活的可能性。以往的藝術家多數是為社會提供加強聯繫、提高道德的權力話語；而中國當代藝術家則通過對社會權力話語的分析、解構，努力開放個人的自由空間。他們對當代生活的批判性質問，不僅意味著一種人文主義的知識積累和道德確認，而且也是通過創造性的想像和東方式的智慧，將藝術的批判轉化為一種生存態度和一種文化氣質。藝術家從現實生活的不確定的諸多可能性中去選擇自我認定的某種可能，從而在流行的時尚當中發現歷史的限制，並進而在人類知識視野的有限性當中尋求精神的超越。這使他們的藝術不僅成為個人掙脫歷史的生存努力，也成為在時間的流逝中把握生存的意義，從而在對當代生活的批判性審視中重建民族文化的現實基礎。
畫家朝戈與丁方，正是當代中國堅守精神生活與人文價值的藝術家。
朝戈認為：“在這個時代我認為最深刻的人類變遷是人們正在迅速地失去人的內在價值感。當代藝術對此的反映，因價值危機而出現的種種畸態的藝術作為對現實的回應。其實我認為這個現實真正需要的是正面的堅持內在價值的人與具有這種崇敬感的藝術，對人類的某種寶貴精神的持守與昇華。這是面對世俗大潮的最具挑戰性的回應。我堅信亙古以來，世界諸文明所擁有的一些人類基本價值是共同的。當代生活中種種人類危機，是對失去這種價值的反映。”（注：朝戈：《畫室文摘》，未刊稿。）
朝戈一直把藝術和它所經歷的時代的某種真實的存在聯繫在一起，藝術的困難就在於它必須跟那個時代所産生的思想感情，以及那種莫名的、難以捉摸的情緒和一種精神本質聯繫在一起。他的作品為這一目的作了極大的努力，進而獲得了一種歷史感。千百年來人們為藝術所作的不屈不撓的努力是為了什麼呢？就是為了保存某種記憶，某種自己生存過的那些價值和感情。
朝戈與丁方深切地感覺到，文學藝術所關心的“人”正發生著明顯的變化。人性中本身具備的重要品質在淡化和消失，或被人們輕視和嘲弄，而人性中的某些弱點，卻被無限地刺激、放大與被欣賞。
面對正在迅速物化的世界，人類像處在乾涸的沙漠中的生物面臨孤立。藝術應該能夠探及人們的精神生活，探及那些精神和感情的根本衝突。朝戈與丁方在自己的作品中尋找繪畫的持久存在與人性的精神，選擇並實踐持久精練的造型方式。他們所探求的是人類有史以來具有支撐作用的那種人文精神理念，雖然在我們的時代這是少數，但它是一種重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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