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邀請到正在中國美術館參加鷗洋與何建成畫展的楊之光教授來編輯部做客。楊先生和我們暢談了他退休後在美國的十年生活和回國後在廣東辦學的抱負。老藝術家那顆對祖國的赤子之心、對青少年教育的憂患意識以及對真正的藝術審美的不懈追求讓我們為之動容。在感動之餘,我們將楊先生的談話錄音整理成文字,以饗讀者。
我是1990年退休,那時剛60歲。60歲對藝術家來説正是盛期,我當時工作的勁頭還很大,正擔任廣州美術學院的副院長一職,還帶研究生。我自己覺得還可以發揮作用,還可以給我一些時間將我的一些東西再傳一傳。但是沒有辦法,是所謂的“一刀切”,不退不行。
退休以後,正好美國有一個“格裏菲斯”藝術中心請我去做研究工作,借這個機會我就過去了。他們將我作為一個特殊人才,很快就給我辦了綠卡。我女兒女婿當時已經在美國了,我家人也很快過去了。在洛杉磯一住就是十年。我在那裏的房子很好,花園也很大、很漂亮,還有游泳池。洛杉磯的空氣也很好,生活沒問題,畫畫也很安心,退休前有很多行政工作讓我不能安心畫畫。他們對我也很信任,很支援我,什麼活動都讓我牽頭,甚至稱我為加州的“州寶”,對我很尊重。所以如果在美國安居樂業也可以,但是有一個方面我總覺得不如在國內,那就是在國內朋友來往多、知心朋友多,在藝術交流上共同語言多,這個對藝術家來講很重要。在那邊也有很多中國的朋友,包括台灣的畫家,但是大的環境還是比不上國內。
我女兒去美國後長期從事青少年的美術教育,我很支援她,她在那兒做得很有成績。她出國之前就在師範係做老師,在兒童教育方面有一些基礎。1950年我剛進中央美術學院唸書的時候,學校就派我去青少年宮,於是就有了一個情結,有了一個志願,就是做老師,包括做中小學老師。所以在美國就和女兒有了一個共同的溝通。另外,在美國十年有一個感觸,覺得那裏的孩子比國內的孩子自覺性更強一些。有一些小例子,比如在馬路上即使沒有車,行人對於紅綠燈的指揮也絕對服從,不會因為沒有人指揮就可以闖過去,國內的孩子不大可能做得到。2000年我放棄了美國那個環境回來後,在廣州的報紙經常看到中小學生出了問題,大學生也經常出很多問題,這個就跟小時候培養的素質有關。廣州的報紙上天天説要建文化大省,這個願望是好的,但怎麼做,從哪做起,我是非常清醒,一定要從小抓起。現在大學生重視心理學教育,這工作不是不好,但是晚了一點。所以,我想我的教育生涯是不是隨著退休就結束了?我給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大學的事業結束了並不代表我的教育事業結束了,我的教育靠什麼延續,那就是搞美術教育中心,這是我一生中最後一步棋了。我的晚年要對我們國家有所貢獻的話,我不在大學發揮作用,那我就發揮在對青少年的指導上。我有這個條件,我熱愛青少年,小朋友也喜歡我。我這麼一大把年紀了,看見小朋友就覺得年輕很多,他們一叫“楊爺爺”,我什麼憂愁都沒有了。這種愉快是很難用語言形容的。
美國的生活固然好,但我回來了就不想再回去,那裏不是我真正的生活根據地,我的根在祖國。——這不是説漂亮話。我的知音在中國,外國也有知音,但是不像中國的知音那麼多、對我了解那麼深。比如在美國很多人也為我寫文章,但是不如國內寫得那麼準確。我的創作有一個基本態度,就是絕對從生活出發,不脫離我們的生活環境,而且我一輩子的畫兒都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服務的對像是人民。思想基礎是這樣,所以我的畫兒才捐給中國美術館。我的畫兒的價值不是市面上的價值,有朋友粗粗算了一下我捐的1200張畫,説:“你捐了一個億。”我説:“一個億不夠,無價!”——這是一個認識問題。我辦的這個美術中心是不賺錢的,沒有利潤,時不時要賠一點,我願意。我完成了一個事業,中間也遇到一些困難,都是我來解決或者我們全家來解決。因此,我把女兒女婿都請回來,雖然他們在美國發展得已經挺好了。
我們這個國家要改變青少年教育的現狀,我是在做一些添磚添瓦的工作。作為一個私立的教育機構,這個中心已經得到了社會的認可、政府的認可。我們這個中心之所以取得成功,簡單總結一點就是非常明確地培養孩子認識生活、表現生活的能力。我這個教育的觀點跟我大學接受的教育是分不開的,跟我的老師培養我的理念分不開,雖然大學和小學是不同的,但是教育的理念是共同的。這個理念在很多青少年美術教育中很不明確,總是要一天兩天培養一個“天才”,然後趕緊登報宣傳。我不贊成這個,這樣不符合教育規律。教育規律是要讓孩子認識生活,同時具有分辨生活中美與醜的能力,能將是非、善惡分辨開來。他有可能成為畫家,也可能不做畫家,但是他會永遠記得這一段生活。這個教育在青少年的素質教育中是很重要的,不是培養一個畫家,而是培養一種品德。我在廣州的報紙上登過一個大標題,意思是想讓孩子成為畫家的就不要來我的美術中心,這個挺刺激人的。我這個是素質教育,不是培養“神童”,得到了家長們的理解。有好多培養小孩的機構我是清楚的,整天讓孩子臨摹,臨好了送去得個獎。現在還有好多考級制度,有什麼意思呢?不能這樣的,藝術基礎就是個枯燥的事情,跟芭蕾舞踢腿一樣,跟拉小提琴一樣,也跟雜技團訓練一樣,沒有不經過艱苦基礎訓練就能成才的人。我打破這個“神童觀”,按規律給予正確的教育,強調素質,不弄虛作假、不拔苗助長。那樣不是愛,是害啊。桂冠給孩子戴了很多很多,最後他不愛畫畫。我有一個朋友的孩子,過去得過金獎,後來從畫畫“神童”到恨畫畫,一點兒興趣都沒有了。
我們美術中心創辦三週年的時候,在廣州美術館搞了一次成果彙報展引起了轟動,甚至引起了國外的注意。作品反映出我們這裡培養的孩子很明顯不一樣,我們從小鍛鍊了小孩子的想像能力。比如,我們讓孩子設計他們希望的家的樣子,以及家用電器的樣子,他們從裏到外畫得很有意思,我們幫他們做成三維的拿出來展覽,吸引了很多觀眾,連設計專家也讚嘆。你説,有這樣潛質的孩子何必非要讓他當畫家,做工程師、設計師不是更好?這樣,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所以我們的教學是基礎訓練和想像力同時進行。
我們的基礎訓練,也有自己的方法。一般的訓練是叫你怎麼樣用幾筆畫一個東西,家長也會很滿意,覺得這麼快就會畫畫兒了。我很反對這樣,是害人的。我們強調自己觀察生活、認識生活。我的女兒六歲的時候就跟著我們去畫女人體,她結構體型畫不好沒關係,但學會了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對象、認識生活。這個跟我的老師——像徐悲鴻——對我的訓練、啟發有關。
我本來想在2010年搞一個我的八十壽辰大展,包括我捐給四個美術館的作品。但是後來我想,如果有這個精力、有這個錢,我不如搞一個我的美術中心的少年兒童作品展,這個更有意義,它是宣傳我的教育研究成果,宣傳我的教育觀點、藝術觀點。而且,我是一個大學的教授,現在來搞青少年的美術,這個中間有什麼樣的聯繫?我覺得很有意思,也很有意義,比展示我自己的作品,讓別人説“楊之光又進步了”有意義得多,可能會影響一代人或者幾代人。如果美與醜、是與非的問題在孩子的心裏解決了,怎麼會有殺人放火、自殺跳樓?我的教育觀念是從中學到大學形成的,一直沒有斷,退休了還能做出這麼一點成績,夠滿意了。所以我跟家人講,這兩年我們省一點,節約一點錢,準備“大出血”搞一次這樣的展覽。這也是我一生中最後一次大的活動。以後準備好了就跟美術館商量,看怎麼把這件事情做好,對社會有點影響,我就滿足了。
自己在畫畫兒上還有追求,雖然不是我現在主要的事業,但也還是我晚年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美術館館藏我各個時期的作品,脈絡很清楚,但是還沒完。我回來後,繪畫上還在有重點地突破一些難題,比如中國人物畫中沒骨女人體的畫法。人物畫在我們傳統中是一個薄弱環節。沒骨花卉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人物畫還是沒有突破這個難關,我早有決心來做。因為我有這個條件做。我有西畫基礎,有油畫底子、水彩底子,素描是徐悲鴻、董希文給我打下的基礎,速寫是葉淺予教我的,高劍父培養我嶺南畫派吸收東洋的那一套,我都掌握了,我的老師都是一流的,他們的精華集中在我身上,我為什麼不去利用呢?我就想能把中國沒骨人物畫提高到沒骨花卉的水準,能得心應手地畫出來,對中國畫作出一個貢獻,這個難度在於一筆下去解決結構問題、色彩變化問題。很多因素在這一筆裏頭要去解決,這個技巧世界沒有。我看準了這個難題,攻一個難關。結果幾年下來居然給我攻了下來,準備策劃一本沒骨女人體畫集。我想這幾年我在繪畫上的成績就體現在這上面了。我上課也跟同學一起畫,哪畫得好、哪畫得不好都跟同學講,受到同學們的歡迎。
現在年齡大了,以後在繪畫上不想變也得變,是多大年齡就畫多大年齡的畫兒,我要做好準備,我想我在創作上也還能再出一點成績。還有一個事情是我近幾年的一個日程安排,我想盡我的能力輔助一些貧困學生。我贊助了幾十萬給廣州美院的優秀的貧困學生,我現在沒有買豪宅,物質上過著很平淡的生活。錢該怎麼花,我要算,要用在該用的地方。我捐過作品的美術館都給我出了畫集,我很感謝。
楊之光,廣東揭西人,1930年10月11日生於上海。1953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著名中國畫家。曾任廣州美術學院教授、廣州美術學院副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1997年到1998年間他將畢生心血創作的1200件作品分別捐贈給中國美術館、廣東美術館、廣州藝術博物院及廣州美術學院。廣州市政府在廣州藝術博物館內專門建立了“楊之光藝術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