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槍決起義者，1908年5月3日》
《槍決墨西哥皇帝馬克西米連》
優秀的藝術作品總有種振奮人心的力量，我們常説，這些偉大的作品可以“滌蕩我們的心靈”。而事實上，真正對藝術進行反應的部分是大腦:眼睛只是用來獲取經過神經回路的諸多資訊，大腦才是對我們所見的經驗進行處理和控制的中心。美到底是主觀存在於觀察者眼中的一種審美過程的結果，還是大腦中既定存在著對於藝術的某種固定的反應模式?恐怕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不過，隨著神經科學的飛速發展，科學家們對於藝術和神經科學之間的關係有了更加深刻的體悟，不僅藝術史家和美術評論家試圖對於這個深奧的問題給出答案，心理學家和神經學家也開始嘗試揭開人類對於美的鑒賞的生物學機制。
儘管出於無意，但是藝術家們通過數個世紀的藝術嘗試，已經給出了我們視覺系統如何運作的很好的解釋。比如，岩洞繪畫的作者們是最早發現人類線條知覺特點的一群人。他們用腦生動的線條描繪出群獸奔騰，人類的祈福和慶祝豐收，卻並不運用過多的色彩。再往後千百年，印象派畫家發明生動表現運動感覺的技術，例如Monet筆下浮動的水波。藝術家也經常有意地去利用科學啟發他們的藝術創作，比如LeonardsDaVinci就通過研究解剖學和工程學，創造出惟妙惟肖的視覺藝術作品。諾貝爾獎獲得者，神經科學家TorstenWiesel認為，在過去30年對於藝術鑒賞的生理學機制的研究，或許可以反過來促進藝術的創作。那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去探索藝術作品背後神奇的奧秘。
是左還是右?
關於左右腦的分工，基本成為世人皆知的事實。我們現在可以確信的是，右半球在情緒識別方面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具體一點説，比如人們對於呈現在右側視野的物體辨別能力比呈現在左側視野的物體更好一些，而左視野在辨別情緒圖片方面則更勝一籌。當然，前提是左視野對應的是我們的右半球。另外，對於大腦損傷的病人來説，那些右側大腦半球受損的病人在辨別別人説話時的情緒，還有其他人臉上的表情的能力就比那些左腦受損的病人差得多。甚至在看動畫片的時候，右腦損傷的病人也很難理解裏面的“包袱橋段”。
好了，以上都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巧合的是，很多西方美術作品中我們也能發現這樣的規律。比如，在Goya的著名油畫“TheExecutionof the Rebels on 3rdMay1808”（《槍決起義者，1908年5月3日》)中，作者描繪了西班牙起義者遭到拿破侖鎮壓後被槍決的場景。畫面左側的起義者面對畫面右側士兵的槍口毫無畏懼，振臂高呼。他全身被畫面中心正方形燈箱投射出的燈光照亮，露出一張飽經風霜的面孔和一種堅定不移的神情。畫面左下角則描繪了一具已經被槍決的起義者倒在血泊之中的屍體。整幅畫面營造了一種臨刑前的緊張氣氛，而畫家利用燈光和起義者的表情著重渲染了畫面左側的繪製中心。
無獨有偶，1867年，印象派畫家Monet創作了油畫“The Execution of the EmperorMaximilianofMexico”(《槍決墨西哥皇帝馬克西米連》)，曲折地反映了同年6月發生的政治事件。在這幅油畫中，畫家同樣將被槍決的皇帝形象安排在畫面左側。
David的著名油畫“DeathofMarat”(《馬拉之死》)同樣描繪一幅悲劇的景象：法國革命家馬拉被殺手刺殺在浴缸中。畫面左側用寫實的手法再現了馬拉剛被刺死的慘狀:他倒在浴缸中，被刺的傷口清晰可見，鮮血染紅了浴缸，右手無力地垂落。這幅畫面呈現出一種凝重的悲劇氛圍。
可能有人會問，這樣的作品和右腦的情緒功能對應難道不是巧合嗎?那麼多的油畫呢？針對這種疑問，德國的幾位心理學家和藝術史學家在1983年進行了一個實驗，證實了繪畫作品當中焦點位置與情緒表達之間的關係。他們讓被試對比了48幅焦點位置各異的油畫作品和該幅油畫所表達的情緒。結果發現，焦點在左側的圖畫更多地被評價帶有悲傷、低落的和讓人厭煩的情緒色彩。這項研究的發起者，德國著名心理學家Poppel認為，這些美術作品中的結構安排恰巧和認知神經科學的原理相符:視野左側的畫面投射到右側半球，而右側半球比左側半球更易識別和處理情緒性的資訊。因此將富有情緒性的畫面主體安排在畫面左側能夠更多地激發人們的情緒反應，使得繪畫作品對觀者産生了強烈的震撼。
印象派作品何以動人心魄?
我們都知道，印象派畫家善於在他們的作品中使用很少的細節，更多地採取大片的色彩塗抹和模糊的線條。但他們的作品往往能夠引起一種奇妙的寧靜感和一種動人心弦的感情色彩。相同的一幅場景的照片也許平淡無奇，但相同主題的印象派作品卻以不精確的顏色潑濺和粗線條的輪廓的帶來一種獨特的感染力。為什麼這種繪畫技術如此有效，這背後是否有什麼生物學的機制呢?
近來的認知神經科學研究對視覺和情緒加工過程的研究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首先我們要清楚兩種類型的視覺刺激類型:高空間頻率(highfrequency)和低空間頻率(lowfrequency)。空間頻率就是指在一個圖像中，明暗部分變化的快慢。一幅非常清晰、細節鮮明的圖片通常屬於高空間頻率的圖片，而如印象派作品一樣，並不具有非常細膩的線條，而以粗略的色塊取勝的圖像就屬於低空間頻率的圖像。Vuilleumier在2002年對於這兩種類型的面孔表情圖像進行了考察，發現那些低空間頻率的圖像首先並沒有引起視覺皮層相應腦區的活動，而更早的引起被試杏仁核的激活。對於那些非常清晰的高空間頻率圖像來説，杏仁核就表現得非常冷漠——在大腦中，只有對於面孔進行特異性識別的腦區才對高空間頻率的表情圖片産生反應。康橋大學的神經科學家Cavanagh認為，印象派的作品可能由於其模糊的線條，使其具有低空間頻率的優勢性:它首先激活的不是視覺皮層的圖形識別區域，而是杏仁核這個情緒中心。這使得印象派繪畫作品中那些非現實主義的描繪手法和顏色的混合加強了對我們大腦中情緒機制的直接喚起，使人們在觀看這些藝術作品時，即便沒有得到一個清晰的客體輪廓圖像，卻首先被激發出一種特別舒適寧謐的感覺。
美來自於主觀臆斷還是客觀標準?
美到底是什麼呢?長久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藝術家和普羅大眾。人們對於某些藝術作品爭論不休，也常常用審美的主觀性做藉口來説明自己“不懂藝術”。然而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人的大腦似乎天生對於美有一種精確的判斷力:我們都是天生的“審美家”。
這項研究是由義大利的幾位心理學家和藝術家共同完成的。他們利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技術，來考察這個那些對於藝術批評並不熟悉的普通參觀者對於古典主義和文藝復興時期幾座雕塑名作的反應。他們要求這些被試者對於藝術家的原始作品和改變比例後的雕像進行三種形式的判斷:被動的觀察(僅僅注視雕像)、審美判斷(判斷雕像是美是醜)和比例判斷(判斷雕像的身材比例)。實驗的結果顯示，被試者對於原始圖像的反應，和篡改了比例的雕像相比，在右側腦島，側枕回，前額葉等區域存在更加強烈的激活。但是，當被試者對雕像進行整體的審美判斷時，被被試者判斷為美的那些圖像更多地激活了被試者大腦的右側杏仁核。據此，科學家們推測，人類對於美的判斷可能基於兩種獨立的機制:一種相對客觀的審美機制存在於皮層神經元和腦島的聯合激活，它和人們公認的“黃金分割比例”相一致。另一種機制則來自於被試者自身的主觀判斷，這些涉及自身情緒經驗的審美經驗引起大腦杏仁核激活。
鏡像神經元與繪畫作品的感染力
在很多藝術作品中，觀者不僅為藝術家高超的繪畫技藝所折服，甚至也常常會産生與畫面中主人公類似的情緒體驗，或伴隨著畫面中凝固的動態畫面也不由自主地開始隨之舞動起來。17世紀的著名畫家，NicolasPoussin就非常善於運用這種技術。在他的筆下，處於畫面中心的事物栩栩如生，肢體動作豐富，體現著人物充沛的內心情感。為了營造出這種動感的效果，Poussin常常採取改變了圖像軸心、重心和身體部位的分佈的方式。
例如，Poussin的著名作品“A man killed byasnake”中，畫面前方一個男人被蛇咬死，生命垂危。畫面後方一個男人和另一個女人對於這個場景顯得驚慌失措，匆忙地向畫面左上方向跑去。神奇的是，很多觀畫者都有這樣的報告:當他們觀看這幅畫時，似乎也有一種隨著畫面右側的男子一起移動自己身體的感覺。Poussin的許多繪畫都能給觀者帶來這種物理上的感覺。他的作品中似乎總可以對運動進行一種非常生動的表徵，讓觀者不由自主地産生一種模倣感，而情緒體驗就通過這種動作清晰地體現了出來。由於我們對於自己的肌肉和物理能力的這種意識感，使得這些畫面所表現的情緒體驗對於觀者來説更加真切。Poussin的這些作品也因此在西方藝術史上産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然而這種感覺是由何而來呢?
1980年，GiacomoRizzolatti和其同事發現了鏡像神經元(mirrorneuron)的存在。這種神經元的神奇之處在於，在猴子觀察他人動作，以及自己做相同動作時，都出現同樣的神經發放模式。這些在大腦頂葉出現的鏡像神經元的發放，特別和有目的的動作相關，例如覓食;而和其他相同物理類型但沒有目的性的動作無關。神經科學家Freeberg認為，當我們觀看Poussin的作品時，或許那就是畫面中人物的動作激活了我們大腦中的鏡像神經元，使得我們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這些動作，卻也能夠體會到相同的動感，從而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畫面中人物的情緒反應。
近來這些認知神經科學的發現給予我們對於西方美術作品分析的一個新的視角，特別是對於畫面中那些附有動態的畫面的理解。當我們對共情和情緒的生物基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後，我們可以擺脫藝術史中那些模糊的有關於繪畫和雕塑的“身體參與”概念的討論。反之，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探明這些繪畫作品在我們身體中産生的共情的神經機制，以及這些畫面給我們帶來的獨特的美感和感染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