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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報:《三毛錢歌劇》 雅致光鮮的粗鄙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1-03-17 15:11:13 | 文章來源: 北京日報

美國當代炙手可熱的舞臺導演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有人説他是戲劇天才、神話人物,有人説他是江湖騙子、盲目的游泳者。當被問及他對自己的作品作何解釋時,他説:“事實上,我真的不明白我自己的東西”,“我的作品對我來説是一個玄秘”。在柏林劇團《萊昂瑟與萊娜》(Leonce and Lena)的場刊(2003年)中,羅伯特·威爾遜寫道:“如果事前已經清楚地知道要做什麼,那麼不做也罷。對某件事過於深信不疑,有時是很危險的。”我想,將威爾遜比作一個舞臺的游泳者是合適的,但至少在《三毛錢歌劇》中,他不是盲目的。

在第三十九屆(2011年)香港藝術節上,由他和安—克裏斯汀·羅曼(Ann-Christin Rommen)聯合執導、柏林劇團演出的《三毛錢歌劇》,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演出四場,劇場裏經久不息的掌聲,不僅僅是出於禮貌的表示,也充分地説明觀眾的認同與激賞。

《三毛錢歌劇》改編自約翰·蓋伊(John Gay)的《乞丐歌劇》,是布萊希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之一。1928年在柏林船塢劇院首演,此後長演不衰。上世紀七十年代前後,後現代主義弒父一代的戲劇家們,一再指責布氏戲劇中的“社會性觀照”與“情節主線”的結構模式,然而無法阻止布氏戲劇不斷地被搬上各國舞臺。在經歷了銀行高管的群體性詐騙和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觀眾在全劇末尾,聽到出自一個強盜之口的辯詞:“搶劫一個銀行怎能同開辦一個銀行相比?殺害一個人怎能同雇傭一個人相比!”觀眾在感同身受的同時,不能不佩服布萊希特的先見之明與博見精識。今天的戲劇,不一定非承擔啟蒙的重負不可,但像布萊希特關於“強盜本來是公民”一類的人文關懷,仍不失啟蒙與啟悟的意義。

在舞臺演出中,全劇構圖明晰,色彩單純,對純然抽象的幾何圖形的偏好,對包豪斯(Bauhaus)式簡潔與功能性的倚重,處處不減威爾遜的個人色彩。由於採用布萊希特的文本,更由於有一位德國導演、兩位戲劇文學顧問、一支出色的小型樂隊和柏林劇團一眾演技精湛的演員的通力合作,演出明顯地帶著表現主義戲劇那種刻意為之的形式美感與審美距離,也不難從表演者的身姿、手勢、表情中窺見卡巴萊(Caburt)歌舞秀的痕跡。奇妙的是,所有這一切,均被威爾遜納入説書人的敘述、幕前戲、情節主線的戲劇扮演、作為間離層面的歌唱等等的嚴整結構之中。

全劇設色大膽,對比鮮明。除珀莉小姐同尖刀麥基在馬廄姑且成婚時身披白色婚紗外,其餘角色的服飾均為灰、黑的冷調西服。主要人物臉部撲粉,近似歌舞伎演員水白粉敷臉的白麵,在幽暗的燈光下顯得異常耀眼,與幾成剪影的群體角色構成層次分明的對比。

全劇行將結束時,尖刀麥基脖子套著絞索站在行刑架下,扮演丐幫幫主的約根·霍茲(Jurjen Holtz)恢復演員身份,直面觀眾説道:“尊敬的觀眾,我們準備就緒,尖刀麥基就要被絞死……但為了不讓你們以為,我們同意這一規則,我們設想了另一種結局。”此時,從前臺左側快步走出一位“信使”,身披一襲極為怪異的、後擺逶迤拖地的紅色長袍,其艷異張致,誇誕而虛妄。隨著警察局長宣佈:“女王在她的加冕典禮之際,命令釋放麥基上尉”,並贈送他一座城堡和一萬鎊終身年金。在一片歡呼聲中,一整幅猩紅、奢華的古典式的絲絨大幕倏然從天而降。布萊希特在關於《〈三毛錢歌劇〉的排練説明》中寫道:“如果騎馬使者不以某種方式出現在舞臺上,資産階級文學就會降低為單純描繪社會狀態的水準”,故意作假的、可笑的結尾,一舉兩得,既是對警匪一家的資産階級社會秩序的批判,也是對矯情造作的資産階級傳統歌劇的嘲諷。

全劇表演最出色的,不是扮演尖刀麥基或珀莉小姐的明星,而是扮演丐幫幫主皮丘姆、年近八旬的老演員約根·霍茲。皮丘姆統治著一個龐大的乞丐王國,將貧窮當作商品出售。他老成閒肆,身段柔軟,在與警察局長布朗鬥法時,語調平緩,不動聲色,其威脅來自輕描淡寫的話語後面利害關係的暗示上。在收取窮乞丐費爾希(喬治·齊萬諾格魯扮演)行乞許可的定金時,皮丘姆∕約根·霍茲、費爾希∕喬治·齊萬諾格魯一同僵立在舞臺左側,前者伸出胳臂,手心向上,後者伸出胳臂,手心向下,音響效果長時間傳出金屬錢幣掉落錢罐時嘩嘩啦啦的撞擊聲,兩人身體不斷抖動……此刻,演員表演完全背棄了現實主義的似真性,兩位人物的特定關係,從具體場景中剝離出來獲得了獨立的意義,成為一種表現性的舞臺意象,一種剝削者與被剝削者漫畫化的常規圖式。演員在角色與角色的扮演之間靈動轉換,在規定情境的真實體驗與誇張、變形的肢體形態之間巧妙地滑動,使表演的間離,在強烈的主觀性表現與細緻的內心體驗之間,獲得微妙的平衡。

《三毛錢歌劇》以上一世紀二十年代的倫敦為背景,其人物不是盜賊、警察,就是妓女、乞丐。這是一個由金錢主宰一切,現實生活的一切方面——婚姻、友誼、肉體、靈魂——均可標價出售的社會,一個每時每刻都在産生罪惡並把公民變成罪犯的罪惡淵藪。與波特萊爾從虛幻的浮美國度奪路而逃、從病態中擠出美的“惡之花”不同,布萊希特將醜表現為醜、將惡表現為惡,只不過他認為小惡是大惡所致,並以此控訴逼良為娼、誘善作惡的社會。威爾遜將粗鄙表現為粗鄙,只不過他給粗鄙披上一件考究而怪異的外衣,讓人認識到在雅致、光鮮的背後,隱藏著一個更為真實的平庸與粗鄙的世界,使資本罪惡這個陳舊命題,重新攪擾著深陷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當代觀眾。(文/林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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