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畢武英
2010年7月，首個“藝術品資産包”被深圳文化産權交易所（以下簡稱“文交所”）以“權益拆分”的形式推出，有媒體稱此舉是對中國藝術産業藝術品交易的新型探索。但之後不久，便有質疑聲傳出：文交所涉及藝術品領域，是否搶了別人的蛋糕？藝術品進入文交所又是否恰逢時機？
客戶、功能不同，拍賣行不懼文交所
2009年上海、深圳兩地文交所先後成立的時候，某專家熱情期許道：“當前藝術品拍賣市場存在大量欺詐行為，缺乏權威科學的保真、估價體系，投機成分多於投資成分，造成二級市場（拍賣行）火爆，一級市場（畫廊）蕭條；缺少銀行業和保險業的介入，市場穩定性和擴容性大打折扣。所以，建立一個藝術品産權交易平臺是關鍵。”
此語雖然道出了藝術行業現存的一些弊端，但針對拍賣市場的抨擊，卻很容易被解讀為“文交所的成立，會在競爭日益激烈的藝術品交易市場中與拍賣行相抗衡。”
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負責人董國強認為，拍賣行經過多年借鑒國外的經驗，相對來説反而更加公開透明。比如一件拍品的價格是由買家自主決定的，並不是別人定好後他被迫接受的。從這方面看，很難有交易形式超過拍賣行。至於拍賣中出現的欺詐行為，還是要看拍賣行本身。“不能因為有個別公司的欺詐行為，就認為這個行業不好或交易形式不好。就像手術刀可以給人治病但同時也能扎人，關鍵是拿刀的人是怎麼想的。”
幾年前，華辰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負責人甘學軍在上海、深圳兩地文交所還沒有掛牌的時候，就參與過一次關於“藝術品步入産權交易化”的可行性研討會。他向記者介紹説，當時“藝術品步入産權化”的構想剛剛建立，在很多與會人員都對此表示懷疑的時候，他就以歡迎的態度來接納這種新興事物。甘學軍認為，文交所的門檻較低，普通買家可以選取一件作品的部分“股份”來擁有，主觀意識是為了投資，這與傳統的“有多少錢買多少貨”的拍賣不同。“ 它的出現不但不會對拍賣行構成威脅，而且為藝術市場增添了一種新的交
易模式，讓更多人關注到這個行業，這個行業的‘蛋糕’被不斷做大，那麼參與其中的每個成員所分得的份額也相應會增大。”
榮寶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負責人劉尚勇則在深圳文交所推出首個“藝術品資産包”之後不久向記者表示：“文交所不會分走拍賣行的份額，因為兩者的功能不同，拍賣行是消費價值和進行社會存量價值再消費的地方，並不發行原始的文化價值，而且也不把舊有的文化價值重新做成新的資産來發行。拍賣行的功能只在於將已有的藝術品價值進行再轉讓。”
董國強更是一語道破其中的玄機：文交所與拍賣行所面對的客戶群不同，前者的形式會吸引更多對藝術品有興趣但還沒有涉足到拍賣中來的買家。當這些買家通過不同交易形式的嘗試日漸成熟後，最終會選擇拍賣行。因為相較于文交所，拍賣行擁有的拍品除了種類更
加豐富，品相也更加精美外，最根本的一點，拍賣行是“真金白銀”的現金交易，而文交所的大部分時間，買家都在玩著一種被拆分為很多份的虛擬的“溢價交易”。董國強説：“除非作品‘退市’ ， 否則買家擁有的一直是一些數字，這對已經成熟起來的買家來説是遠遠不夠的。”因此，董國強認為，文交所不但不會讓拍賣行的藏家流失，相反會對整個藝術品行業的群眾基礎起到一個促進作用。
定價、專業、監管不配套,文交所遇“時機”之困
儘管拍賣界以積極的態度接納文交所下的藝術品産權化形式，但是它的推
出，是否恰逢時機，答案仿佛並不樂觀。
較早支援文交所的甘學軍認為，理論上文交所推出産權化藝術品是成立的，但實際上，還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沒有解決，比如沒有權威的評估體系來定價。記者了解到，深圳文交所此次推出的藝術資産包為汕頭藝術家楊培江的40件作品，初始價2000萬元人民幣，權益
份額為1000份，也就是説，每份份額為2000元。而這樣的份額拆分以及定價，均由深圳文交所選擇的交易商來完成。
對此，甘學軍質疑道：“這個價格是怎麼定出來的？誰能保證這個價格的公正性？”深圳文交所負責人建東也對記者坦言，雖然此次推出的藝術資産包被稱為“藝術品證券化”，但在實際操作中給它定價的確很難。“它不像證券市場的估值，有基本面的數據作為依據。我們只能根據市場來定價。”
記者就此疑問採訪了為該資産包提供作品的楊培江代理畫廊——宏寶齋的負責人張宏。張宏認為任何作品在目前的市場中都無法用一個具體的標準來定價，“比如同樣一張作品在北京798藝術區可能賣10萬元，挂在知名藏家家中就可能值20萬元，如果又進了博物館價
格變為30萬元也不稀奇”。因此，在沒有權威定價體系的情況下，張宏給出了此次為楊培江作品資産包定價的參考模式，“楊培江出生於1963年，現在是汕頭大學的副教授，他畫中國畫、水彩和油畫。根據這些基本條件，交易商就在全國範圍內找出和他出生時代、職稱都
相近的一些藝術家做比較，比如，中國畫畫到和楊培江同等水準的藝術家作品如果賣到3萬元一平尺，那麼他們就將楊培江作品定為3000元一平尺，目的是讓市場中的買家能夠用更加實惠的價格買到同等次的作品。”
對張宏給出的定價標準，也有人表示並不認同。正在天津籌建藝術品保稅區的負責人張瑞認為，在目前金融業還沒有深度介入到藝術品領域的情況下，藝術品還不能變為銀行的抵押品。“在國外的健全藝術品市場中，藝術品的價格由金融機構來定。”張瑞解釋説，在國外，由於藝術品可以抵押，銀行需要有專業的藝術機構、經紀人對藝術品的價值進行評估。
劉尚勇也認為，“向社會發行可流通、增值的文化資産，如果沒有金融系統、專業部門的介入是很困難的。”他認為文交所是一個經濟部門，“經濟部門在對文化價值的判斷方面處於劣勢”。
除了定價權，劉尚勇對於此次深圳文交所的資産包選定也存有疑慮，“我並不了解這個資産包中的作品，相信同行業的人十有八九也不了解。這樣一位在市場中陌生的畫家，誰能保證他的作品就有價值，就能增值？沒有專業團隊的介入，這個資産包本身就有問題”。
劉尚勇認為，文交所應該與大量的藝術基金取得合作，“藝術基金擁有相對優質的藝術品資産包，這些資産包都是經過市場驗證，在社會上得到廣泛認同的。”劉尚勇説：“藝術品推薦人很重要，他應該有過將藝術品變為資産並獲得增值的成功案例。以前沒有藝術品交易的時候，國家委託榮寶齋作為將藝術品向社會發行的單位，就是因為榮寶齋的專業性，它知道哪些畫家的作品能夠進入市場，而且成功地推出了齊白石、徐悲鴻等藝術大家，因此，它再推黃胄、范曾的時候，市場就特別容易認同。”
對於資産包的專業性而引發的質疑，深圳文交所負責人建東解釋説，此次選擇的資産包重點在於嘗試。同時檢驗文交所的平臺功能否在實際中有操作性，“因為它含有很多創新。”建東説，“如果選擇在市場中已經得到廣泛認同的藝術名家作品，成本高，作品真偽難以鑒定，那麼我們在平臺之外的風險就比較大”。因此文交所在選擇藝術家時，首先考慮到他對藝術是否有所追求，其次其作品的市場化運作是否長期穩定，最後就是是否有固定的收藏家。
除了價格認定和資産包的專業性，文交所此次的“藝術品産權化”還遭遇了缺乏監管機制的質疑。甘學軍説，股市中有證監會來避免惡意炒作，但文交所目前並沒有專門的部門來監管。“這樣，莊家做莊更加容易。因為需要的資金量太小。在證券市場做莊需要鉅額的資金，但在藝術市場，一幅張大千作品最多不過價值一億元人民幣。”在眾多的質疑聲中，有人提出，當定價、專業、監管等一系列配套體系還沒有完善的情況下，文交所推出藝術品産權交易並不是最好的時機。
對此，建東反問道：“什麼才能算最好的時機？如果永遠沒有人去做，永遠就不會有時機。”建東認為，從大環境看，目前已經具備了幾方面的時機，首先，市場需求是成熟的，“市場需要有這樣一個形式使得更多人參與到藝術品交易中來。”其次，文化發展處於成長期，藝
術文化消費在公眾生活中已經成為迫切需求。“另外，長期以來，我們的藝術品市場始終是和資本脫節的。因此需要一個規範的市場，使得藝術品得到資本的支援。”建東説：“如果這些都還不算最好的時機，難道要等到別人已經開始做了才醒悟嗎？”
相信，正因為有著業內種種質疑的督促，和以建東為代表的“勇於吃螃蟹”的探險者的開拓，文交所的藝術品證券化之路將會越來越順暢，而藝術品交易模式也會豐富、完善許多。
原文發表于《中國證券報·收藏投資導刊》2010年9月25日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