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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復興的時位和氣局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8-20 14:01:07 | 文章來源: 《藝術時代》的部落格

        文\余世存

談論中國文藝復興這樣一個大的題目似乎無當。慣常的做法是把歷史上的文藝復興現象拿來説事,再回顧中國現代以來對文藝復興的幾次自覺、呼喚,而展望中國文藝復興的前景……這種談論無論如何有道理,終不免落得民間所謂過嘴癮的地步。

不少談論文藝復興者,以為自己落實到價值層面,國家文明價值,甚至是個體本位價值,從而以為給予了談論以正當性。但在這個一盤散沙的國家社會裏,在這個空前淡漠、打壓、眾人推波助瀾地抑制個性的時代,人們都活得艱難、短淺、飄忽難安,人們在都市化、全球化的鋼鐵水泥森林中爬行或飛翔,在高樓大廈間的方形或異形巢穴中蝸居或穴居。讓個人茍活的國家或文明落實于何處呢?個體本位落實于何處呢?文藝復興跟這些個人有什麼關係呢?如果不説明今天人們生存的狀態、性質、前景,文藝復興的號召就只是一個笑話。

近代以來中國的幾次革命,康梁革命、孫黃的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産黨領導的革命……其實都有文藝復興的內在要求,但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落實于大於個人的層面,國家快怎麼樣了,文明如何了,階級是如何剝削的(新文化運動甚至後起而為辛亥革命背書,雖然它希望在這個古老的國度有人的自覺,有個人的發現,但它很快被五四運動拉偏了道路。)……這跟其他國家的革命宣言比,開篇明義即談論人的價值,説明個人的權利、尊嚴,説明地域、種群中的個人代表資質和比例……有所不同。

凡此種種,我們今天談論文藝復興,多半近於癡人説夢。

因此,我們討論的文藝復興,註定跟大多數人無關。大多數人仍執迷于生存或私人主義的生活,文藝復興卻是少數人的命運,是少數人自我較勁、自我實現的生活方式。文藝復興跟少數人的精神蹦極有關,用中國人自己的話,他或他們能否道極高明而近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文藝復興跟少數人理解的來路和去處有關,用西方人的話,能否復興先人的光榮,進行創造性的轉化。文藝復興跟少數人的無窮探索有關,用中國人的話,能否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繼往開來,能否下開百代,為天地生民立心立命。

文藝復興是一個外來概念,中國人自己把這一類的革命事業叫做演易,叫百家爭鳴,叫尊德性而道問學,叫新文化運動,……還會有新的概念,但都無外乎“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而“四時成”。如果我們把至簡而包羅其中的演易當作人自覺與天地參的事業,把因觀察發現天時、地理、先人業績等時空坐標而促成人的文明……這一現象當作文藝復興的前提,我們今天就需要有更多的人來演易。

文藝復興是一種革命,更準確地説,是一種革命性的理論、精神思想和産品。為什麼要革命?因為現實的發展到了一個臨界點,從個人、階層到社會、國家等等文明單位,其現實狀態難以滿足全面的需要。因為現實跟文明的歷史和理想脫節,因為現實充滿了危險、緊張和災難……

演易者,其有憂患乎?

        三

人類的生存環境從未像今天這樣利益攸關。

十九世紀以來的自然科學成就證實人類的個體跟整體的發展異質同構,個人有成長、發展的階段,文明整體亦然。只是科學思維尚不能突破自身,打通天地生人之間的靈性聯繫。在原子、中子、質子等等無限細分的客觀世界面前,這種靈性如何作用,至今仍在科學思維之外。固然,量子力學、測不準原理、蝴蝶效應……已經在更新傳統的科學思維,但科學思維自身的發展尚不足以替代人類思維的全部成果或可能性,如因明邏輯、易道邏輯,科學思維也沒能取代它的來源之一占星術……而在萊布尼茨的單子或預定和諧、容格的同時同步性原理中,尚不能看到科學發展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只是試圖將人類已有思維科學化的努力。

人類的發展,其時代精神、其集體思維並非一成不變;而發展進步也非進步觀念以為的今勝於昔,現代文明的品質要比傳統文明完備。固然,中國的易道思維、陰陽五行思維在秦漢前後發生變化,有的隱去了,有的發展完備了;西方的形式邏輯到了近代開結出現代科學……但人類的文明並非進化得一天天美好起來。馬克思甚至發現,在資本主義的早期,對社會起作用的只是商品而非基督教的博愛;今天的中國人也發現,易道思維和五行思維早已讓位西方、科學、資本等等,由五行元素的生克構成的宗親倫理讓位於資本、權力和知識等新元素的消長或合謀。當我們痛心當代的人類災難時,我們只有回到文明傳統中,才可能校正我們的生活,才有重建我們生存的多維時空系統。這種返本開新的演易,就是文藝復興的關鍵。

人類的思維,那最初的文明花實,追溯起來,多來源於對天道地理的觀察。那些觀察,春夏秋冬的四時替代,東南西北的四位設定……構成了我們的生存的本質。只是今天的我們忽略了將它們融入當代的生活,重構我們人生的坐標。這種觀察結論,用現代科學的語言,可以説是線性迴圈的時間序列和有邊界而無限的空間排列。這種時空系統,用中國易道思維解釋,就是陰陽五行系統。

演易者的任務就是把人類新拓展的時空納入到舊有的系統中去。用詩人艾略特對傳統與個人才能的解釋,每一新出現的人物都豐富了傳統,都對傳統秩序有所改變,但傳統的結構不會變化。就像王朝中國兩千年來的四維五倫,也是經歷了一個變化,從三代末世的禮、仁,不斷地增加內容,直到漢代的思想家,補全了仁義禮智信等等四維八德。同樣地,科學的發展也經歷了試錯階段,每一階段的科學框架都是當時人類探索的成果,也是當時的真理和集體歸宿,直到今天我們仍未抵達科學的終極。重要的,我們不能將前人開放的系統封閉固化。

因此,文王演易,就是在連山、歸藏之外,重新解釋文明世界,重新為天地乾坤定位。但後來的革命者,氣局就偏狹了。如孟子拒楊墨,如宋儒在佛老面前爭強好勝、以天理壓人欲,如現代中國革命以國家消滅個人……

在中國人對宇宙系統的觀察中,春夏(長夏)秋冬、東南(中)西北等四時四位及其中間的中庸變易時段,是跟木火(土)金水等五行輪轉相關,跟仁禮(信)義智等倫理相關。這種宇宙秩序,在中國人易道思維中,有變易、不易、簡易的意義。因此,中國學者如潘雨廷先生在觀察春秋戰國這一系統時,發現了春秋霸主即齊國、楚國、晉國、秦國等國跟東南西北四方輪替間的關係,發現了這些國家跟仁禮義智等倫理之間的關係。

説中國文化是一種倫理文化,不如説易道思維是一種倫理思維,這種倫理早就超越宗族國家,上升到天地君親師層面。而這種演易也是與時俱進,鼎革損益,豐富了易理。如孔子一生,也在禮學、仁學、易學之間遷移,他晚年舉意演易。只是因為他質實地講求克己復禮為仁,不語怪力亂神,從而使易道思維的演進出現偏差。即使有弟子子夏“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號召,國人仍講華夷之辯,仍止步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後為新文化運動諸子演易,將德、賽先生引入倫理。當代台灣地區演易,將第六倫即陌生人引入天地君親師五倫之中。

可以説,倫理文化仍有著跟科學實證、宗教信仰等文化一樣強大的生命力,甚至從宇宙秩序而言,它們既各司其職,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季羨林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説更近於概率思維,倒是費孝通有所感悟,他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費孝通似乎意識到了個人、國家的時空坐標的拓展。

由此可知,東方的孔子以仁以禮週游列國時,時代的重心已經在變易,南方為火,更有文明之象,南方的老子比他更懂禮。即使老子也知道禮已經時乖命蹇,他在中原演易講道德之後,即西出函關。因為東生西裁,散亂的文明材料、自由散漫的人物事件需要收割、審判、裁定了。西方為金,為義為利。夏商週三代兩千多年的文化被西秦耕戰之國取代,在上古中國的道治、德治之後,在三代的仁治、禮治之後,到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縱橫術、帝王學一類的陰謀爭勝,即時代流行尚賢巧智,仍會為利力取代。

老子絕聖棄智,也是因為看到這兩種倫理無補於時世的變易。秦國變法以信開始、很快即以利誘人,最終建立了法治王朝系統,雖然經過反覆,如黃老流行、上以孝聞、以忠孝治天下,但信義利益刑法等倫理在王朝系統中紮下根來。只是秦漢一統,國民時空感停滯不前,五行的生克乘侮等變易關係不再通達無阻,反侮和淩乘的專製成為普遍現象。這就是後來中外有識之士痛切的普遍專制和等級專制,其流毒至今猶烈。

當司馬遷寫下“熙熙攘攘皆為利來利往”時,他沒有想到,他的史記演易強調了利益至上主義、天下一統理論。利治誕生的刑法不是法治而是暴力橫行的法制,國民的智力資源被浪費,科學創新成為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國民的誠信、仁愛、宗族禮儀資源被閒置,或被侮辱,或被淩乘管制。

因此,當南亞地區的文明,説盡眾生苦理的佛教傳入時,這種新的禮治給了“禮不下庶人”的百姓以安慰,但不足以推動易道倫理的前行。唐宋時代的中國人也不曾把佛教及其發源地跟華夏天下納入到一個統一的秩序裏,儒釋道的演易者們也不曾在利法理欲之外,發現知識、技藝、學問的科學智力成就和人性的道德資源。王陽明拈出良知,欲接通易道思維。但在那樣一個專制封閉的系統內,華夏文明自身誕生不了資本主義,誕生不了科學。一切類資本類科學類博愛類宗教的領域,都只是別人眼裏有待整理有待審斷的材料。

這個封閉系統的衰敗淪落可想而知。

東西方的碰撞是一個悲喜劇,這個劇目在今天能夠看出其漸趨正大的一面。西方給了東方教益。尤其是它獨步一時的禮治即民主共和政治讓中國人從專制等級中解放出來,一時間,人人平等的意識深入人心;它更大成就的法治則讓資本壯膽橫行;甚至它的文章、道德、信用也讓天朝子民從聒噪到沉默的兩極跳動,它的科技成果更讓東方匪夷所思。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次大演易,囿於時世,尚不足以將西方納入一個統一的系統中來。中國人至今尚不知平等之理之禮,也不知義利之法治為何物。西方也因以力為後盾,以利相誘,以正義為號召,將全球納入到經濟一體化中;而少有吸納全球資源為一個統一的倫理系統。

目前的文明世界由西方主導。但這個人類文明從吸納東方資源看是跛足的,它的自由、民主、博愛、正義等原則從易道思維而言,仍只佔據了冬夏春秋和北南東西四時四至,尚不得中央中庸之道。它的西方主導色彩也使得這個世界更流行資本、正義,使得其他四時四至倫理的運作大打折扣。西方坐標的拜金和稱義自身也出現了問題,它的制度建設因此漏洞百齣,法律冗繁,以至於出現了龐氏騙局這樣的人性事件和層出不窮的人道災難,出現了溫室效應和環境破壞這樣的天地系統的反噬現象。至於缺乏其他時位的倫理,導致的文明匱乏同樣驚人,它的文化建設也缺乏南方火行禮治的光明溫暖親切,它的智力探索則以實驗室為依歸,缺乏北方水行智運的才情樂趣,它的仁愛宣示和誠信參贊也缺乏東方木行的德性和中央土行的道化。西方不思,線上性思維、形式邏輯思維、數理思維中往而不返。用平民大眾的話,它光拉車不看路。

孫中山曾説中國事事不如人意,倒是飲食一項足堪稱道。這當然是憤激語。中國人確實全面滯後,當代也基本如此。但中國人一旦參與到全球化中,就給既有的系統以新的內容。用易道思維的角度觀察,中國人的天下觀坎陷下來,到民族國家體系中,仍要回到天下中去。那個新的天下,就不是東土華夏大陸一個小太極,西北陽剛東南陰柔的太極系統將被納入到全球的大系統中來。

在這個大系統中,西方是陽氣十足的,東方是陰性的。按中國學者的看法,這個大陰陽的內部,日本是東方陰極,陰極生陽,故現代日本活力十足;非洲剛果盆地則是西方的陽極,陽極生陰,絕望的大陸非洲呈現出陰性文化的特徵。這個大系統需要的不是阻塞對立,而是全面溝通,需要的不是敵意而是侮乘,而是生克,是扶助是節制。

在這個大系統中,東方以做材料的機會居多,新儒家們痛心20世紀的中國是材料的世紀而非形式的世紀,只要看看這個系統,我們可知,東方確實需要西方的形式、觀念以整理自身。東方的欣欣向榮,草長鶯飛,需要西方的校正。同樣,西方的發展需要給東方留有餘地。東方是種子,是世界工廠,是辦公室,是農工立身;西方是鐮刀,是收割,是後工業後現代生活方式。東方西方可以轉化,要在文明的中心重心發生轉移。即東西方都能超越國家的小康階段,真正使個人、國家和社會的文明心思集中到自由發展而非生存必需的階段,從而給以選擇的自由。

就是説,這個全球化的天下觀既需要西方文化的介入,也需要東方各國人民的參與建設。沒有新的天下觀,全球化就是跛足的、分裂的、敵視的,地球也好、天時也好、生態環境也好仍會惡劣下去。 

在新的天下文明中,東方人要向西方人學習的地方有很多。現代西方自身建設的科學思維、實證精神、田野調查、懷疑思想都值得東方人學習。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東方人不是急於趨同,甚至氣人有、笑人無地嘲弄西方人,而是接受西方人的問題意識,接受他們對個體、進步、發展的關懷。那些包括西方人在內的先發國家,有自己的尋道者、殉道者,精英階層和有識之士,他們以自由看待發展,以健康看待發展,以可持續的科學研究及反思去看待發展。故他們能為自己的時代和社會確立人生的坐標,用我們先輩的話,他們能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是以他們寫自己的“伊甸園”,更寫時代的“精神病人”;他們總結存在主義是人道主義,更反省存在與時間,存在與虛無;他們推銷“常識”,更痛心“垮掉的一代”;他們歡呼“豐饒”,“富饒的營地”,更反思“寂靜的春天”,“複雜社會的崩潰”;他們感嘆“歷史的終結”,更警惕“深刻的斷裂線”、“單向度的人”……

今天包括中國復興在內的東方復興,也需要這種求實的精神。人們才能解決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問題、東方問題,人們才能解決都市化或移民時代的個人問題、身心安置問題。

只有如此,人們才能真正解決全球化中的王道霸道,才能在任何一行一治一倫理單向突進時,憂患之、克制之、平衡之。只有如此,人們才能重新思考中國天下,才能對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有所會心,才能尊重這一系統內部的陰陽平衡,才能尊重、承認東南地區陰極而陽的活力,以及西北地區陽極而陰的灰暗衰敗。只有如此,人們才能重新思考個人這一太極系統,才能尊重、承認個人的利益正當,才能參校個人的仁愛之心、禮儀風度、智力才情和大道信仰。

按照易道思維,無論一時一位是否情願,六虛都有大道周流不殆。因此,西方的一極繁榮仍會成為歷史,它可以保持繁榮,但它也會看到其他地區的多極繁榮或輪替繁榮。這種氣運或運氣,在最近三十年來,以不差錢的方式先後讓日本、中國大出風頭。

因此,在談論中國文藝復興時,我們必須把中國放在一個大的系統中考量。即使把中國仍看作一個封閉的系統,這個系統也應該貫徹我們説的科學思維、易道思維。在以科學、倫理觀察中國時,我們同樣要看到它是由無數不同的更小的系統組成,那些系統:地區、種族、個人,也必須以健康和諧平衡為前提。

我們知道,易道思維最講時位,這種時位從個人到大的文明單位,都包羅其中。乾之六爻,最清楚不過地告訴人,元夫、士人、諸侯、大臣、天子、宗廟等六種人的地位及其關係。人自身要經歷至少六種地位,每一地位有其相應的仁義禮智信的生存準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倫理。是以中國人講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因為對大夫以上的倫理要求非刑罰而是自裁,是亢龍有悔後的自絕。這就是中國的社會正義,它跟人人平等的人格、人生正義相補充。而一旦時位來臨,有身心的自覺,則上可為天下一人,可與天地參,可以為生民立命,用西方人的話,代言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呼聲。 

按哲學家們的説法,至今運作的人類文明仍受到兩千年前軸心時代的影響。軸心時代的東西方思想家們奠定了文明的主要規範。地球圍繞著南北極的地軸轉動,東升西落、東生西殺、東出西裁。地球上的子文明系統各有自己的軸心,或倫理、或信仰、或科學……以至於大經濟學家馬歇爾承認,西方社會主要受經濟理性和信仰情懷的推動。一如中國社會,主要受宗親家庭和義利推動一樣。

當今天地球上的人類日益聯結為一體時,這個新的全球文明仍將圍繞南北方而進行東西轉動。在易道思維中,南方屬於火、禮、理,北方屬於水、智、思,全球化以理智為軸心,轉動的是東方的木、生長、仁愛,西方的金、裁決、正義。

而談論文藝復興中的個人,同樣如此。要有禮有理,要發展自己的智力,啟蒙自己;在此人生軸心中,示現給世界的是仁愛、正義、財富和信仰。

一句話,要讓人成為人,讓中國成為中國,要使自己成為自己,而不是都在晦暗不明或單向發展的狀態裏。事實上,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單向突進的迷思之路。從迷信GDP,到一股就靈,到市場萬能、制度決定……今天中國人多少明白對任何一種元素的執著都是一種盲信或迷信。

據説馮友蘭臨終前留言:要注意易經哲學。這個一生研究東西方哲學史的人,大概意識到全球化時代文明新的含義。

這個演易的任務,自然屬於中國人,自然屬於人類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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