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相日內瓦：周恩來以退為進讓會議峰迴路轉

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的“忙碌之星”非周恩來莫屬。除了開會，他把全部時間都用來看材料、聽彙報、了解研究世界的最新動態，考慮和處理會上出現的問題。

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上可以説是同時開闢兩個戰場，一是在會議之內，一個在會外。同會場內充滿火藥味的唇槍舌劍、針鋒相對相比，會外的活動則顯得平和、儒雅，彬彬有禮之中透著機敏和睿智。

這次會議，共有700多個文字記者和600多個攝影記者及廣播、電視記者前來採訪。他們分別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周恩來對接待外國記者提出了5項原則指示：來者不拒，區別對待；謹慎而不拘謹，保密而不神秘，主動而不盲動；記者提問，不要濫用“無可奉告”；對於挑釁據理反駁，但不要疾言厲色；接待中，有意識地了解情況，有選擇有重點地結交朋友。中國代表團舉行第一次新聞發佈會後，代表團新聞辦主任熊向暉向周恩來彙報説，台灣中央新聞社駐巴黎記者王家松提出參加新聞發佈會的請求已被拒絕，並向周恩來建議，與日內瓦會議所設的“記者之家”進行交涉，追繳王家松的記者證。

周恩來問：為什麼要這樣做？熊向暉説，中央社是台灣的官方機構，要警惕他在日內瓦搞“兩個中國”。周恩來不以為然，説：“不能抽象地講警惕，警惕要有事實根據。沒有事實根據的警惕是主觀主義，就會變成自己製造緊張，給工作造成損失。”周恩來特意關照，在我們的記者中找一位便於同王家松接觸的人向他做些解釋，告訴他今後如願意參加我們的新聞發佈會我們歡迎，有什麼困難我們可以酌情幫助。但是要注意，同他接觸要掌握好分寸，不能過頭，要顧及他的處境，不要使他為難，更不能讓他丟掉飯碗。

有了周恩來的這番安排，王家松在日內瓦的活動自然輕鬆了許多，也大著膽子和中國代表團成員接觸。

新聞辦的成員特別關注西方記者的報道和言談。當周恩來得知有一位美國記者説，在日內瓦看不到共産黨統治下幾億中國人的“悲哀和愁苦”時，立即指示為外國記者舉行電影招待會。

從紀錄片《1952年國慶》中，人們看到了從世界東方站立起來的新中國人民意氣風發的精神面貌。有人看了以後説：再不能拿1949年前的眼光看中國了。一名瑞士記者在報道中説：“當全副武裝的中國軍隊和手捧鮮花的姑娘們，邁著矯健的步伐，跨過日內瓦的銀幕時，西方和東方的無冕之王們都情不自禁地一起發出輕輕的讚嘆聲。”

為讓西方人全面了解中國，周恩來又安排播放了一部精彩的中國愛情片——越劇影片《梁山伯與祝英臺》，周恩來提出：“要在請柬上寫上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並在放映前做3分鐘的説明，概括地介紹一下劇情，用語要有點詩意，帶點悲劇氣氛，把觀眾的思路引入電影，不再做其他解釋。”影片放映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人們看到了共産黨人對愛情的詮釋。一名印度記者看後驚嘆：“新中國成立不久，就能拍出這樣的片子，説明中國的穩定。這一點比電影本身更有意義。”

……

經過幾輪的辯論和鬥爭，儘管美國代表及其追隨者試圖阻止會議達成有利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任何協議，但周恩來依託雄辯的事實、憑藉高超的談判藝術，艱難地推動著會議的進展。

周恩來的發言，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並指明瞭共同點，這種求同存異的論辯邏輯，使對方無可回辯。他説：“雖然與會各國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實上，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共同基礎是可以找到的。因為在會上，沒有人反對朝鮮的和平應該得到鞏固，並且大家認為，會議的目的是要達到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的。在從朝鮮定期撤出一切外國武裝力量的問題上，也只有少數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見。”

他進一步強調：“我們既然有了這些共同基礎，我們更應該努力尋求具體解決問題的道路……”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建議：“與會各國應該在已有的共同基礎上，努力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

儘管至6月15日，歷時5l天的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最終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是，由於周恩來、南日和莫洛托夫等人的默契配合，使美國等阻撓會議達成協定的國家陷入比較被動、尷尬的處境。周恩來以其過人的敏銳、出眾的智慧、令人陶醉的風度和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所有與會者。在這次會議上，由於周恩來入情入理的分析，也使得美國代表的頑固好戰的立場暴露無遺。周恩來贏得了眾多與會者的讚譽和國際輿論的好評。一些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人感嘆：周恩來與美國代表在日內瓦的舌戰真是妙不可言！甚至有人説：“蘇聯人將外交變成科學，而中國人使外交成為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