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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海危機爆發後中美兩國的外交較量
不久，第一次臺海危機爆發。美國又面臨政策和策略的選擇。對美國來講，它既要保住台灣不落入“共産黨中國”的手中，又不希望臺海戰火持續下去，以致于擴大到它無法控制而不得不捲入的地步。所以，停火是美國政策目標的第一要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美國通過訴諸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停火決議的辦法，力圖通過聯合國的作用，避免因為沿海島嶼問題與中國發生戰爭。這樣做的好處是，若成功實現停火，則不用武力也可以維持金、馬的現狀，若不成功則可以指責中國好戰。當時，英國和澳大利亞均指出，美國與中國直接談判可能效果會更好。但是，美國沒有採納英、澳的建議。
除了儘量避免與中國直接接觸從而造成美國承認中國的印象的考慮以外，當時許多美國決策者在心理上也排斥與中國進行談判，這也是美國政府不願與中國談判停火問題的原因之一。 無論如何，美國當時首選的策略是通過外交途徑解決臺海危機，而這一策略的限度是不與中國發生直接的接觸。
由此可見，美國雖然怕捲入戰爭，但是，中國炮轟金門、馬祖的行動並沒有使它坐下來與中國談判緩和臺海危機。它按照其在日內瓦會議後訂立的強硬政策，仍然拒絕與中國進行任何形式的直接接觸。但是，11月23日，中國宣佈以間諜罪判處11名美國空軍人員和兩名中央情報局的間諜4至20年不等的徒刑。這使美國政府內部剛剛平息下來的策略討論又起波瀾。經過一番爭論，美國最後還是認為由聯合國出面處理這個問題是最佳的方案。它讓參加朝鮮戰爭的16個國家聯名向聯合國提出要求中國釋放戰俘的提案，然後委託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old）與中國交涉這個問題。這樣，美國又避開了與中國直接談判的方式。
1955年1月初，哈馬舍爾德在北京進行斡旋。周恩來告訴哈，在判處犯罪的美國人員時，中國根據事實和本人服罪的情況，一般地從寬處理。判刑以後，如果犯人的行為良好，可以考慮減刑或者提前釋放。周恩來還説，“對美國間諜案，是我們自日內瓦會議以後，對66名美僑作一系列的處理時判處的，並不是孤立地處理的。”他重申，中國並沒有改變日內瓦會議時期的精神。“從而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的態度是要解決問題，而不是故意製造是非，製造緊張。” 從周恩來處，哈馬舍爾德並沒有得到中國釋放美國人的承諾。不過，他認為他的北京之行也不能説是無功而返，畢竟，他得到了中國願意解決間諜問題的表示。 他向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國務卿杜勒斯通報了這個情況。
美國對哈馬舍爾德的調停結果並不滿意。但是，在得到哈馬舍爾德的通報前，美國對他的北京之行還是抱有一定的期望。因為這樣可以使美國平穩地度過中國宣判美國人徒刑一事的決策危險期，而仍然保持不與中國直接談判的立場。與此同時，艾森豪威爾在不斷地平息國內要求報復中國的情緒，希望在美國不直接介入的情況下可以“救出”被囚的美國人。哈馬舍爾德帶回的資訊使美國希望通過聯合國的渠道迫使中國放回美國人的辦法，碰了一個不硬不軟的釘子。哈馬舍爾德雖然強調與周恩來會談的積極成果，但是，對美國來講，沒有得到中方關於釋放美國人的承諾就等於失敗。特別是，哈馬舍爾德認為，中國邀請在押人員的家屬前往大陸探監是一個好的信號，而美國政府當時卻並不願意家屬探監。在這一點上，美國政府與哈馬舍爾德發生了矛盾。這樣，美國不得不逐漸放棄用聯合國施加影響的辦法，轉而通過直接採取行動，促使中國放人。
但是，就在哈馬舍爾德回到華盛頓後不久，臺海地區的局勢又趨緊張。中國人民解放軍在1955年1月18日攻佔了一江山島。這個事件的發生使美國不得不暫時放下在華被押人員問題，集中力量對付臺海危機的加深。停火再次成為美國決策者的緊迫任務。
為了避免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但又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中國大陸奪取所有的沿海島嶼，杜勒斯與艾森豪威爾、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1月19日在工作午餐上緊急磋商，決定三個方針：一是勸台灣當局放棄大陳，並撤離除金門以外的沿海島嶼，二是美國提供海空掩護以利於有秩序的撤退，三是美國應表明協助國民黨保衛金門的決心。 同時，他們還決定要在聯大上討論臺海地區的停火問題。 1月24日，艾森豪威爾正式向國會提出特別咨文，要求國會授予他在台灣海峽地區動用美國武裝力量的權力。這個被稱為“福摩薩決議案”的動議很快在26日和28日分別在參眾兩院通過， 29日就由艾森豪威爾簽署生效。與此同時，1月28日，美國支援下的紐西蘭駐聯合國代表向安理會提出了關於在台灣海峽停火的提案。
對美國的這個行動，中國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周恩來在1月24日發表了措辭強硬的聲明，宣稱中國絕不接受紐西蘭的停火提案。 而後，中國沒有出席聯大的停火提案的討論，使美國通過聯合國向中國施壓的辦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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