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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西歐輿論，尤其是法國報刊，對總理訪問非洲極為重視，認為這是“一個重大事件”，是我對帝、殖、修和反動民族主義展開的“新政治攻勢”，並預感其影響的“深遠”。
認為總理此行目的是：（1）鞏固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向其介紹“掙脫困難後的新中國”；（2）“破壞與限制俄國人和西方在非洲新獨立國家的影響”，對我“高舉反帝大旗”，強調反帝是亞非團結的“士敏士”表示不安；（3）推動第二次萬隆會議的召開，説我對去年召開的“非洲國家會議”並不予以“青睞”，擔心非洲走上“閉關自守”的道路，並公開承認帝、修在以鼓勵召開“非洲國家會議”或“不結盟國家會議”來抵制“亞非國家會議”；（4）在中蘇分歧中，爭取非洲國家的支援，訪問本身即是的“反蘇的新攻勢”，表明中國“並不孤立”；（5）爭取這些國家在中印邊境衝突中不同情印度，支援中國。
認為總理此行成功的有利條件是：（1）我強調反帝，這是“非洲人聽得來的”。（2）説我對非洲援助“不僅是口頭上的，而是實際行動”，並認為我經濟情況好轉，總理此行“不會兩手空空”，還看到我建設經驗“更符合非洲的需要”，因此説我一向強調對其援助“首先是政治上的”。（3）不得不承認我與帝修相反，非洲“沒有任何國家懷疑我要干涉其內政”。
除去上述正面評論外，也可看出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對總理訪問的不安，瑞士洛桑日報即指出：法國駐阿聯代辦前往機場迎接總理和巴基斯坦邀請總理訪問兩事是“具有深遠影響的”，並憂心忡忡地説：“這是（總理）剛剛開始的兩個月的訪問的最初幾個國家，肯定還會接連出現其他的”。因此也有些報在故意貶低總理訪問的意義和強調成功的困難。如胡説我在非洲的影響不如蘇修，其歪理是非洲33個國家中，都承認了蘇，但承認我國的僅十個，並認為這也是它們傾向西方的證明，還説，這些國家雖在政治上接近我，但蘇修對它們的援助是“寶貴的”，因此“避免在中蘇間進行選擇”，並強調阿聯對我是兩面態度，一方面“熱烈歡迎”總理訪問，但就是在訪問前夕，“共和國報”還攻擊我在中印邊界衝突中是“侵略者”。
駐瑞士使館
1963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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