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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談判建交的經過
法國前總理富爾于1963年10月21日—11月4日訪華，對外是私人身份，實際上是代表戴高樂同我商談兩國建交問題。訪華期間，毛主席、劉主席曾分別接見。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同他進行了多次會談。最後雙方就中法建交方案達成協定。
會談中，富爾表示：十四年來，法國一直沒有承認中國，這是一個錯誤。所以，應該由法國來走第一步。如果中國願意，法國準備同中國建交並且互換大使，戴高樂不願採取英國式的拖泥帶水的解決辦法。如果承認中國，法國在聯合國支援恢復中國席位將是合乎邏輯的。但是，他又再三強調，希望中國不要再建交問題上提出法國同蔣幫斷絕一切關係等先決條件使法國為難，讓法國自己根據中法建交所“自動形成的法律局面産生的後果”去處理同蔣幫的關係問題，並探問法國是否可以在台灣保留領事。同時，富爾強調指出，戴高樂不支援製造“兩個中國”的活動。
針對富爾的態度，劉主席在接見富爾時指出，中國很歡迎同法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我們沒有別的要求，只要不造成“兩個中國”的形勢。周總理也再三強調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並且著重要對方明確兩點：（一）我們承認的是法蘭西共和國，法國承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國無意製造“兩個中國”。中法建交後，如果蔣幫代表賴在法國不走，法國只能把他作為普通中國僑民看待；如果有法國人員留在台灣，也只是普通法國僑民的身份；（二）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是中國不可割裂的一部分。
富爾明確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就不能承認“兩個中國”。關於台灣地位問題，戴高樂過去沒有過問，現在也沒有發表意見，他只是尋求擺脫同蔣介石集團的關係的程式和辦法。
從我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美帝的戰略方針出發，中法建交對我有利，這意味著將在第二個中間地帶打開一個新的、重要的缺口，直接給美帝以沉重的打擊，加深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同時也將打擊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的美蘇合作解決世界問題的陰謀，而且中法建交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從而有利於我擴大國際影響，特別是擴大在西歐和非洲的政治影響。基於這種考慮，在會談中，我們一方面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原則，另一方面在策略上靈活運用，以三項默契的形式把法國承擔的義務肯定下來（見文件三）。這樣既照顧了法方的困難，又堅持了我們的原則立場。在三項默契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中法直接建交方案，並同法方達成協定。
1963年12月12日，法外交部歐洲司司長奉法國政府之命，去瑞士同我駐瑞李清泉大使正式商談建交問題。他表示法方認為建交時機已成熟，建議以公佈中法聯合公報形式宣佈建交。我方本著在實質問題上堅持原則、毫不含糊，程式問題上可變通處理的精神，同意可以採取聯合公報形式，不堅持原來同富爾商定的互換照會的形式，但同時提出聯合公報措詞中必須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字樣。法方流露出對接受這一措詞有困難，強調公報內容愈簡單愈好。因此，我方表示，如果法國政府實質上不支援製造“兩個中國”的立場，而只是認為接受上述措詞有困難，中國政府可以同意刪去這一句，但在聯合公報公佈後將對外正式聲明，發表自己的解釋。法方對此表示確認。這樣，雙方遂于1964年1月9日就聯合公報內容達成協定（見文件一），並商定於1月27日北京時間晚7時在北京和巴黎同時公佈，公報發佈後，我們將在翌日（1月28日）發表我外交部發言人的聲明（見文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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