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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實錄：蔡方柏解密中法建交歷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週年之際，法國作為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第一個西方大國，它的當事人是怎樣看當時的那段經歷，又是怎樣看中國這50年的變遷呢？記者為此採訪了法國前總理、中法建交時任外交部長的顧夫·德姆維爾先生及曾兩次任法國駐華大使的馬樂先生。
共産黨人穩住了中國的局面
走進馬樂大使在巴黎的寓所，眼前看到的儘是他從中國帶回來的物品：中國的傢具、工藝品擺設，連招待客人的茶杯也是景德鎮瓷器。馬樂坐在沙發裏，就他與中國結下的不解之緣緩緩道來。
二戰結束不久，馬樂就奔赴中國學習漢語。他在成都和北京學習結束後回到法國，考上了外交部的官員，馬上又被派往法國駐天津領事館任職。1948年，原法國駐天津領事離任，他升任領事。他説，當時的中國經濟秩序一片混亂，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情景。當時，領事館有一些中國僱員，每次發工資，他們都是推著小車來的，把那些磚頭塊似的一捆捆鈔票裝上車後，便飛快地往回跑，馬上到商店裏去換成米、面、柴、油等。那時候，幾乎每分鐘都很重要，耽擱幾分鐘那貨幣不知又會貶值多少。
解放軍攻進天津時，馬樂第一次與新中國的代表有了接觸。當時，法國領事館前面也展開了激戰。當戰鬥停止後，馬樂與領事館的中國廚師和另一位僱員走出地下室，想看看究竟，沒想正好撞上剛進來的解放軍。這些軍人渴得要命，上來就討開水喝。領事館的廚師趕快給他們端來了開水，一位軍官模樣的人拿張紙寫了一個“白條”，説：“等新政府成立後，你拿這個條子可以去領開水錢。”解放軍的態度與國民黨軍隊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反差，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當解放軍走後，那位廚師根本不信這張白條可以領錢。然而，過了不久，
對馬羅説，他用這張條子真的在新政府那兒領到了錢。開水錢當然不多，但解放軍認真負責、説話算話的態度卻深深印在了馬樂的記憶中。
新中國成立後，蘇聯、東歐等國家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建立了外交關係。英國及北歐幾個國家則採取觀望態度，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不建立外交關係。法國第四共和國政府本想採取與英國一樣的態度，但由於印度支那三國當時還是法屬殖民地，而新中國表示堅決支援胡志明反對法國的殖民統治，法國政府便放棄了這個念頭。
法國與中國沒有外交關係，馬樂只好以前駐天津總領事的名義處理一些遺留事務。他目睹中國新政府如何控制住了通貨膨脹，穩定經濟的過程。但馬樂不能長期在天津當“前總領事”，于1952年返回了法國。
法國不能無視中國的存在
馬樂説，法國第四共和國的幾屆政府都曾考慮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但因50年代亞非拉國家爭取獨立的鬥爭如火如荼，而法國又有許多殖民地，兩國的政治立場相差太遠，法國政府承認新中國的問題被拖了下來。
到了60年代初，法國的政局和國際形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法中兩國突然感到彼此間的共同點很多，與中國建交的問題便又提到了法國政府的議事日程上來了。戴高樂將軍領導的第五共和國政府決定撤出阿爾及利亞，阿獨立的問題不再成為兩國關係中的障礙，再加上世界格局中大三角關係的重組和變化，這些因素都促使法國開始認真研究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問題。
今年已92歲高齡的顧夫·德姆維爾先生在他的住所接受記者採訪時，作了同馬樂大使差不多的分析。他説，以戴高樂將軍為首的政府多數派認為中國在亞洲是舉足輕重的大國，法國無論如何不能無視這一現實。而且，法國輿論從來對中國很有好感，認為中國是東方文化的代表，是一種與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法國不能始終不與這樣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大國打交道，所以政府中雖有不同意見，但經過幾次討論，多數政府成員都支援與中國恢復關係。
法國主動放出了試探性的“氣球”，戴高樂委託前總理富爾以私人身份訪華，探討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可能。隨後事情發展很快，法中兩國政府的代表在瑞士首都伯爾尼會談，不久就達成了法中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互派大使的決定。
法國政府雖然克服了國內的意見分歧，取得了要與中國恢復關係的一致意見，但它的決定也受到其他西方盟國、特別是美國的指責。但法國政府仍堅持它的決定。戴高樂在各種場合不止一次地對其盟友説，“時間會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當時在法國外交部任職的馬樂陪著亞澳司司長、後來任法國駐華大使的馬納克先生到西歐各國去遊説，解釋法國的立場，幾乎磨破嘴皮。當時，法國的這些努力並未獲得多大結果，但戴高樂與尼克松的私人關係使事情有了轉機，對70年代西方國家先後與中國建交産生了重要影響。
1964年法中建交後不久，在美國政壇上失意的尼克松來到巴黎。戴高樂在會見這位美國前副總統時，反覆解釋了法國與中國建交的理由，他對尼克松説：“我無意干預美國的政策，但我認為，美國應當考慮承認中國。”他還説：“中國還不強大，現在就承認中國比等到中國強大起來你們被迫承認它要好。”
尼克松後來承認，戴高樂與他的談話對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起了很大作用。1969年2月，剛剛就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訪問巴黎，他在會見戴高樂將軍時表示，美國要改變對華政策，盡一切可能同中國接觸，並打算從越南逐步撤軍。當時，戴高樂正要派馬納克大使去北京赴任，便讓馬將尼克松的話轉告給中國最高領導。
馬樂説，馬納克赴中國任大使時，他也隨同前往，他是公使銜參贊，使館的第第二號人物。馬納克確實向周恩來總理轉達了這一資訊，周恩來回答他，他相信戴高樂將軍。隨後，便發生了中美華沙接觸、基辛格訪華、尼克松訪華、中美建交等重大事件。隨著美國態度的轉變，其他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馬樂謙虛地説，法國帶頭與新中國建交，雖然沒有馬上帶動其他盟國都效倣，但由於戴高樂與尼克松的這種特殊關係，法國的決定還是間接地影響了其他西方國家後來的外交決定。
中國必定要成為世界強國
顧夫·德姆維爾與馬樂都談到，法國與中國建交後，本以為兩國關係會迅速發展，但中國不久就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法中兩國的關係一下子又冷了下來。
馬樂説，當他與馬納克去北京任職時，已是“文革”後期，社會雖已比較平靜，但中國與所有大國的關係幾乎都凍結了，周恩來總理也很難得到外界的消息。周恩來經常深夜請他與馬納克去中南海談話，交換意見，通過他們得到西方世界的消息，了解國際大事件的背景。他們也企望通過這些談話了解中蘇關係的緊張程度。
“文革”結束後，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而馬樂也在80年代先後兩次出任法國駐華大使，看到了中國的巨大變化。馬樂説，中國領導人決定進行改革，對外開放，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他認為，實際上，從周恩來總理提出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時，中國已經選擇了這條道路。鄧小平繼承了周恩來的思想，把中國帶上了現代化發展的道路。
馬樂在中國擔任了兩任大使，與中國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他離任時，當時的總理李鵬對他説，過些年還要請他回中國看看，看看中國改革獲得的成果。馬樂回法國後不久就退休了，他以為中國領導人對他的邀請是一種客套，沒有當真。然而，幾年後，中國駐法使館果然找他約時間，邀請他訪華。因為種種原因，他一直沒有定下行期。直到1997年，他接到了中國人民對外友協發出的正式邀請，他再次感到，中國領導人説話是算數的，這使他又一次回憶起了他在天津看到解放軍進城時的那一幕。馬樂在中國參觀後，對改革開放取得的成果大為讚賞，他認為，中國在下一世紀一定會成為世界上的強國。
顧夫·德姆維爾先生雖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密切關注著中國的發展。乘記者採訪之機，他便問到中國今年經濟發展的前景。當他得知中國正在進行經濟結構的改革和調整，增長速度放慢了一點時，老人的臉上泛起了會意的微笑。他説，經濟結構調整總是痛苦的，總會遇到一些困難，這是對各國都普遍適用的一條規律。但是，經過這種痛苦調整後，經濟發展的後勁更足，經濟增長能更上一個臺階，中國在下一世紀一定會成為舉足輕重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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