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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本期中國訪談]
二，越南戰爭的擴大：“多米諾骨牌理論”指導下遏制中國、阻撓越南統一的政策的産物
如前所述，美國對越南和印支地區的插手和侵入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如果説在第一次印支戰爭中美國主要是扮演外來干涉者角色的話，那麼在第二次印支戰爭中，美國則取代了法國的地位，充當了主要侵略者的角色。這從日內瓦協議簽訂後的印支地區形勢的發展進程中清晰地顯示出來。
1954年7月20日，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會議上，簽訂了關於印度支那停戰協議。協議規定，在保證尊重越南、寮國、柬埔寨的主權、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並對3國內政不予任何干涉的基礎上停止戰爭，恢複印度支那地區的和平。關於越南部分，協議規定了鞏固和平和防止戰爭再起的各項條款：禁止一切增援部隊和新增的軍事人員進入越南，並禁止運入一切新的武器、彈藥和其他作戰物資；禁止在越南全境建立外國軍事基地；不允許南、北兩個地區參加任何軍事同盟……。協議還明確規定：北緯17度線為臨時軍事分界線，它無論如何不能解釋為政治的或領土的邊界；在越南人民軍集結到此線以北和法聯邦部隊集結到此線以南地區以後，應在1956年7月內舉行全國自由選舉，以實現越南的民主和統一。這是日內瓦國際會議所確認的在越南實現停戰和以和平方式統一國家的道路。
協議簽訂後，歷時9年的抗法戰爭結束，法國駐印支的軍隊于1956年4月全部撤走，印支地區出現了和平的曙光，緊張局勢暫時得到緩和。
遵守日內瓦協議是一條維護印支和平的道路，而違反日內瓦協議則是一條走向衝突與戰爭的道路。美國作為一個大國卻沒有在協議的《最後宣言》上簽字，只單獨發表一個“不使用武力或用武力威脅破壞協議”的聲明。在協議簽字的第二天，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宣稱：“不受這個會議決議的約束”。五角大樓關於越南戰爭的秘密報告透露日內瓦協議締結後幾天，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就認定這個協議是一場“災難”，美國總統批准採取行動以“防止共産黨在越南進一步擴張”。這樣美國就與維護印支地區和平的宗旨背道而馳，一步步地走上踐踏日內瓦協議的戰爭道路。
美國沿著這條道路所邁出的第一步是1954年9月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Dulles）的多方奔走下，由美、英、法、澳、新、菲、泰和巴基斯坦等8國在馬尼拉召開外長會議，締結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成“東南亞軍事集團”。這個條約組織公然宣佈將越南南方、寮國、柬埔寨劃入它的“保護”之內。
第二步是將長期居住在美國的吳庭艷送回越南，充當保大政權的內閣總理，吳庭艷打著“獨立”、“反殖排封”的旗號，排除親法和異己勢力。1954年10月，他採用“公民投票”方式廢黜了“國家元首”保大；宣佈成立“越南共和國”並自任總統兼總理和國防部長。他將自己的兄弟、親屬及黨羽安插在政府各個要害部門，建立了吳氏家族的獨裁統治。以吳庭艷為首的南越政權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一面承認“真正自由的大選是達成國家重新統一的民主的方法”；另一方面，又藉口南越現政府沒有在日內瓦協議上簽字，“不受協議約束”，並宣佈日內瓦協議簽字日為“國恥日”，拒不執行協議關於南北雙方協商舉行普選統一國家的決定，又以北方“不存在自由選舉的條件”為由拒絕履行日內瓦協議關於召開協商會議，舉行自由普選的政治條款。此後，吳庭艷政權在美國大力支援和援助下，以“反共”為國策，發動了一系列“控共”、“滅共”戰役，掃蕩前抗戰根據地，鎮壓和迫害抗戰人員和南方人民要求獨立和國家統一的愛國民主運動，大肆搜捕愛國人士。監獄和集中營遍佈于南越各地。南越當局的上述行徑完全破壞了日內瓦會議關於舉行自由普選統一越南的協議，堵塞了和平統一國家的道路。
與此同時，美國違背日內瓦協議，在越南南方實施了一系列的擴軍備戰的措施。在軍事上，保留美國駐南越的軍事顧問團，派遣奧丹尼爾將軍擔任團長，全部接管南越偽軍的裝備訓練，並且不斷增派軍事人員，運進戰略物資，修建軍事基地。在政治上，美國大使取代法國高級專員淩駕於南越政權之上；美國的顧問控制南越的各個部門，掌握那裏的實權。1954－1960年，南越接受美國約16億美元的撥款。在南越政府的預算中，美國援助佔40％，而軍事開支方面至少佔85％。南越政府實際上是一個完全依賴美援供養、依靠美國顧問支撐的傀儡政權。
這樣，從日內瓦協議簽訂後，美國就走上了策動另一場印支戰爭的道路。美國對越南和印支政策的這種重大轉折不是沒有原由的，它與美國當權者在冷戰思維指導下所鼓吹的“多米諾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密切有關。這個理論首先在1952年杜魯門總統政府期間出現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份備忘錄説，在東南亞，“任何一個國家的陷落，都可能造成這個地區其他國家相當迅速地陷入共産黨人之手或共産黨人結盟”。骨牌會繼續倒下，因為“東南亞地區的其他國家和印度，從長遠來看還有中東……十之八九會與共産黨人結盟，這樣分佈極為廣泛的結盟會危及歐洲的穩定與安全”。。在美國政府的一些領導人看來，朝鮮、台灣和印度支那地區對美國在東亞和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大影響，並認定在中國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影響下，東南亞任何一個國家如“落入共産黨的控制”，都將導致這一地區倒向共産主義，並且這一狀況將延伸到南亞、中近東，甚至威脅西歐的穩定和安全。正是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從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到約翰遜等歷屆美國政府都奉行遏制中國、阻撓越南統一的政策，步步深入地干涉印支三國的事務，並終於點燃了侵略越南的戰火。
美國政府發言人曾一再聲稱，美國對越南和印度支那地區“無所貪婪、無所需求”，它“既不企求領土，又不企求軍事據點，沒有政治野心”。實際上卻決非如此。
美國發動侵越戰爭不是偶然的，首先它是美國當權者從美國的戰略利益出發的一種考慮，是在冷戰對峙形勢下，美國推行的遏制共産主義政策的必然産物。印度支那位幹亞洲大陸東南部，北鄰中國大陸，南臨東南亞地區，地處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的交通要衝，既是一個通向中國大陸的橋頭堡，又是一個南下西南太平洋的前進基地。印度支那處於至關重要的國際航海線上，是與中東、非洲和歐洲相連的交通樞紐之一，其經濟與戰略地位都至關重要。因而美國從全球戰略出發，把它視為遏制共産主義勢力南下，守住美國在東南亞地盤的“關鍵”地區。
其次，從掠奪印度支那的戰略資源和保住東南亞的經濟權益出發，美國也力圖控制印度支那。艾森豪威爾在《回憶錄》中説：“如果丟失印度支那，在物資方面，它將招致寶貴的錫礦以及巨大的橡膠和大米供應的損失”。不僅如此，美國統治集團對湄公河流域的豐富資源，尤其是三角洲海域蘊藏的豐富石油與天然氣垂涎三尺，認為這是為之一戰的對象。此外，他們擔心越南和印度支那不保，將造成東南亞的動蕩，並使整個東南亞的豐富資源落入他人之手，而要控制東南亞，先要控制印度支那。
第三，美國還把印度支那作為撲滅人民遊擊戰爭的“演兵場”和“試驗室”。在這裡運用英國等國進行殖民戰爭的經驗，試驗各種新式軍事裝備和反遊擊戰的戰略戰術，總結和推廣到亞非拉各地，以便鎮壓日益高漲的民族解放運動。在越戰期間，美國使用了除核武器以外的當時的各種新式武器，派遣了一班又一班軍事人員輪流在越南服役以取得實戰經驗，美國不僅將東南亞軍事集團的成員國軍隊拖入戰爭，還讓其他盟邦也派軍官前來越南戰場實地“考察”,取得進行這種戰爭所需的第一手知識。
1961年肯尼迪總統上臺後，為鎮壓南越人民的解放鬥爭，美國政府以越南南方為實驗場，發動了一場不宣而戰的“特種戰爭”。所謂“特種戰爭”又稱為“反遊擊戰爭”或“次有限戰爭”，被認為是核大戰和有限戰爭並列的第三種戰爭形式。為此，美國專門訓練了進行這種戰爭的“特種部隊”。美國在越南進行的“特種戰爭”實際上是由美國出錢出槍，在美國顧問和特種部隊參與和指揮下，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新殖民主義戰爭。1962年2月18日，西貢設立的“美國軍事援助司令部”（MACV）是“特種戰爭”的指揮部。到1964年，美國在南越的特種部隊和其他軍事人員達到22，000人。他們指揮幾十萬南越軍隊，採用“重點清剿”、“油點擴散”、“分進合擊”以及“直升飛機空運”、“水陸裝甲車運進”等戰略戰術，使用凝固汽油彈、磷彈、使樹葉脫落的化學毒劑等滅絕人性的武器，進行大規模的尋殲和掃蕩，屠殺人民，毀壞森林和莊稼，毒害居民與牲畜。他們仿傚英國在馬來亞的反共經驗，把農民集中起來，在農村建立“戰略村”，並在越老和越柬邊界地區建立“無人區”，企圖割斷遊擊隊與人民的聯繫，切斷越南北方支援南方人民鬥爭的“胡志明叢林小道”，同時封鎖海岸，以孤立南方革命力量。然而，這種戰略在越南軍民的反擊下，沒有成功。
特種戰爭失敗後，1964年上任的約翰遜政府提出戰爭“逐步升級”的理論，鼓吹擴大侵越戰爭。為擴大戰爭製造口實，美國制定“34A行動”計劃對北方沿岸發動海上襲擊。1964年8月2日和4日，美國又製造“北部灣（即東京灣）事件”，以美國軍艦在這個水域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國魚雷快艇襲擊為藉口，大造戰爭輿論。8月5日，悍然派遣飛機對北方義安、清化和鴻基等地港口進行轟炸，把戰火燒到越南北方。這次轟炸成為局部戰爭的導火線。美國國會隨即通過《東京灣決議案》，宣佈授權總統“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擊退對美國部隊的任何武裝攻擊”。這個決議給予了約翰遜調動武裝部隊，擴大越戰爭的特權，實際上是一份美國公開侵略越南的“宣戰書”。此後，美國政府發起“響雷行動”，對越南北方進行了大規模轟炸。1965年3月，美國地面作戰部隊在峴港登陸，從而完成了對越南的全面軍事捲入，開始以美軍為主力的局部戰爭。美國由通過援助南越軍隊進行的特種戰爭轉變為出動海空軍事力量和地面部隊直接作戰，使越南戰爭“美國化”。英國學者指出：這“使‘越南’戰爭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美國戰爭”。由此，美國深深地陷入了越戰的泥潭中而難以自拔。 原載于《東南亞研究》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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