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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2月21日，周總理訪問伊斯蘭堡,在巴基斯坦大廈中留言。圖中後排左一是英文翻譯冀朝鑄，左二為本文作者。
1964年2月，我有幸作為新華社特派記者，隨同周總理訪問緬甸、巴基斯坦和錫蘭(現名斯里蘭卡)三國。
■春節訪“胞波”
在仰光機場上，代表團受到緬甸革命委員會主席奈溫和群眾的熱烈歡迎。這已是周總理第五次訪問緬甸了。
老相識、老朋友一起親切地握手，話舊，談家常。緬甸朋友談起了前一年劉少奇主席的訪問，談起了受到仰光65，000多觀眾熱烈歡迎，談到了北京的烤鴨，也談到了四季青人民公社和長江大橋。中國客人回憶起奈溫將軍四次到中國訪問的情景，談到了緬甸政府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顛覆陰謀、剷除殖民主義的殘余勢力、發展民族經濟和文化方面所作的重大努力。所有這些無拘無束的談話，使人覺得就像置身於春節期間國內的親朋聚會中一樣。正是由於主人的這種深情厚誼，周總理這次訪緬，大部分時間是在風景如畫的額不裏海灘上度過的。
代表團的一些成員，還有我這個記者，曾經隨劉少奇主席在前一年訪問過緬甸，也曾來過額不裏。大家都難忘那次也舉行的海灘聚會。陳毅外長和奈溫將軍在沙灘上踢起了足球。在場的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龔澎對我説，你可以把這場面寫進消息裏，使消息生動些。我照她説的做了，還加上緬甸士兵打了一隻大鹿，大家在沙灘上烤鹿肉等情景。
這回在海灘上，沒有足球賽了。但我還是按照龔澎的想法，寫進一些有趣的細節。陳老總在沙灘上高興地發現一隻罕見的活海參，它扭曲著，噴出小小的水柱。我把這場面也寫了一下。
當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和其他中國客人們換上了緬甸紗籠和拖鞋的時候，要把他們從緬甸主人中分辨出來就很困難了。每次晚餐，奈溫主席和隨行人員一桌又一桌地向中國客人敬酒，周恩來總理和他的隨行人員也向緬甸朋友敬酒。在敬酒的時候，中國客人用緬甸話説：“達育—— —巴馬—— —漆季也—— —地密也拔謝”和“快毛”，緬甸朋友就用中國話相應地説：“中緬友好萬歲”和“乾杯”。周總理還向每一位隨團記者敬了酒。
兩位國家領導人的會談，也在海灘上的獨特環境下舉行。我在當年寫的《周總理春節訪胞波》的通訊中寫道：
“在一種緬甸朋友叫做‘蓬涅’的大樹底下，擺上幾張海濱乘涼用的躺椅，遠眺著那印度洋的波浪，兩國領導人就在那浪聲椰影中暢談起來。他們縱論國際大勢，談到了非洲的覺醒，談到了新獨立國家的人民建設祖國的願望……不知不覺地天色已晚，在水天相接的地方映出絢麗的晚霞，和天上的一鉤新月、幾點疏星，組成了一幅絕美的圖畫。這時候，大樹下的親切會談，還在繼續進行著。”
會談完畢，賓主走進餐廳。這時，奈溫主席叫人拿來了緬甸的土産木薯和竹薯送給周總理。在前一天，他已經把一包在緬甸叫做“馬豆”的豆子送給了周總理，這種小黑豆能長出粗壯的豆芽，在外國被當作營養品進口。這些黑豆、竹薯和木薯，這些樸實無華的禮物，將在它們的“胞波”之邦中國的土地上根深葉茂地繁殖下去，體現出兩國人民之間純真、親密的友誼。
在離開額不裏回仰光的前夕，隨團記者在沙灘上搭起的大帳篷裏過夜。已是夜深，周總理特意派人來我們住的帳篷裏探望，問寒問暖。
■中巴友誼源遠流長
周恩來總理一行應巴基斯坦阿尤布汗總統和布托外長的邀請，到巴基斯坦訪問了八天。
從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踏上巴基斯坦美麗的國土時刻起，足跡所至，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盛大歡迎和熱情接待。在大街上樹起了一座座用棕櫚枝和各色錦繡紮起的彩門，懸挂著“中巴友誼萬歲”、“亞非團結萬歲”和“中國是巴基斯坦最好的朋友”的巨大橫幅。在不少建築物頂端，挂著周總理的畫像。
2月20日，周總理一行來到拉瓦爾品第。首都市民不顧從喀喇崑崙山脈吹來的冷風，披著毯子，穿著鮮艷的民族服裝，傾城出動，載歌載舞，歡迎中國客人。當時，巴基斯坦還分為東西兩個部分，兩部分中隔著廣袤的印度。2月24日上午，周總理應邀在西巴議會講了話。他的講話不時為熱烈的掌聲所打斷。當周恩來總理談到巴基斯坦人民熱愛自由，決心沿著獨立自主的道路前進的時候，一位巴基斯坦新聞工作者對我説：“這是深切了解我們心情的朋友的話!”
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對中國領導人表示的這種深情厚誼和誠摯接待，不是偶然的。早在近兩千年前，兩國人民之間就開始了友好往來。在西元三世紀左右，位於巴基斯坦地區的貴霜王朝即首先派出使節到中國進行過友好訪問。之後，中國晉代高僧法顯和唐代高僧玄奘，為了尋求友誼和知識，也先後跨過高山，越過沙漠，來到現在的巴基斯坦地區，訪問了白沙瓦、拉合爾和泰格西拉等地。明代著名航海家鄭和的船隊，也曾訪問過東巴基斯坦的吉大港……所有這一切，在中巴兩國友好關係的歷史上有所記載，在兩國人民中間廣泛流傳。
周總理是第二次訪問巴基斯坦。從上次訪問以來的七年多，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難，使自己的國家的面貌發生很大的變化。
周總理在2月21日來到伊斯蘭堡參觀。這正值是巴基斯坦植樹的季節。他應主人的邀請，在遠眺新首都工地的一個山岡上種下了一株樹苗。周總理説：“我們中國有一句古話：十年樹木，十年之後，這棵樹成長了，那時，你們的新首都已經成為一個繁盛的城市了。”真的，若干年之後，周總理的話終於成為事實。
2月25日下午，周總理在達卡舉行了一次重要的記者招待會。招待會的組織者、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龔澎特意託人在當地購買了一部錄音機，把整個過程都錄下來，並且指派我負責掌握它。
招待會一開始，一個日本籍的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首先提問。此人是有點名氣的國際新聞記者，在《參考消息》裏我們已多次看過他的報道，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叫岡孝。可是日本人的名字對我們新聞工作者是個大麻煩，因為他們用日語發音與漢字原名大不相同；到底日語該怎麼叫，還得“名從主人”。代表團翻譯冀朝鑄按照漢語譯名説：“Mr．Gangxiao……”他就站起來説：“MynameisOka(我叫岡孝)”。
他提的問題頗為尖銳：自決的原則是否適用於台灣？周總理回答時説，看來這位記者對亞洲問題很不了解。這個問題很清楚地反映了美國政府製造“兩個中國”的企圖。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民都反對“兩個中國”。製造“兩個中國”的圖謀是永遠不能得逞的。關於中國的不可分割的領土台灣，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地位未定和公民投票等等另一類性質的問題。
陳毅副外長接著説，中國人竟然需要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自己是不是中國人，這豈不是滑稽嗎?
周總理還答覆了一些關於國際特別是亞洲的問題，其中包括印度支那問題、中印邊界問題等等。
他最後指出：“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亞洲應當團結一起，亞洲事務應當由亞洲人自己解決，不要外來干涉，更不要受外來勢力的挑撥，使他們達到亞洲人打亞洲人的目的。當然，這絲毫也不意味著排斥同其他各洲人民的友好。”
在訪問期間，代表團裏的喬冠華和龔澎夫婦，對新聞報道都很關注。我常常請教這兩位新聞界的老前輩，請他們出主意和看稿子。記得在巴基斯坦卡拉奇郊外參觀達烏德紡織廠時，我寫廠長“引導”中國客人參觀時，用詞不當，用了“directed”一字，喬冠華看了改作“guided”。龔澎更一再根據實際情況增刪稿件，她不僅在新聞工作方面很內行，而且英文極好，使我受益不淺。
■兩位偉人同訪錫蘭
周總理訪問的最後一站是印度東南方的島國錫蘭。正值錫蘭政府同時邀請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前往訪問。宋慶齡在達卡機場同周總理匯合，一起在2月29同到達錫蘭首都科倫坡。國家副主席和總理同時訪問一國，這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新華社派了女記者李琴隨團報道宋副主席的訪問。她告訴我説，宋副主席這個偉大的政治家，跟隨團人員接觸時很親切、和藹，像個老媽媽一樣。她知道隨團人員中有的沒吃過西餐，就特意做了一頓西餐，教大家吃西餐的禮儀。
當兩位領導人到達科倫坡的時候，受到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剋夫人和群眾熱情歡迎。
在錫蘭政局中享有崇高地位的班達拉奈克家族，長期以來，直到現在，是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班達拉奈克擔任總理時，執行開明的對內政策以及和平中立、反對殖民主義的外交政策，國內的頑固、保守勢力，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援下，于1959年9月25日把他暗殺了。他的夫人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克被人民所擁戴，出任總理，成為該國第一位女總理。現任斯里蘭卡總統庫馬拉通加夫人，是班達拉內剋夫人的女兒。她曾經説過，她的家族一直把中國人民看作是自己的親戚。
宋慶齡和周恩來的活動大部分是分開進行的，也有一些一起參加的活動，如國宴、拜會錫蘭總督和總理等。他們兩人各自在公眾場合發表過一次演講。
宋慶齡的講話是在科倫坡斯裏伯裏學院發表的，題為《人民團結起來是不可戰勝的》。
周恩來2月28日在科倫坡獨立廣場上發表了題為《亞非拉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勝利發展勢不可當》的講話。記得那天廣場當中有一個不太高的講壇，記者們坐在講壇後面的座位上。我只記得當時氣氛有點緊張。事後才從代表團獲悉，大使館事先接到恐怖分子的恐嚇電話，説是要在集會上對周總理下毒手。中錫兩國的警衛人員在現場戒備森嚴，周總理又躲過一次危難。
不久前，在網際網路上看到代表團的一位警衛人員記述這一事件的文章，才更清楚地了解過程真相。
文章説，在接到恐嚇電話之後，代表團的領導進行了研究。周總理分析情況後，“認為錫蘭政府對中國是友好的，這次的接待是熱情的，佈置是嚴密的。匿名電話是威脅性的，是少數人所為，而廣大的錫蘭人民是友好的。他決定不改變日程，準時出席大會。”
文章敘述了中方警衛人員如何作了加強警衛的安排。他們決定把留守的警衛也動員起來，總共十一人、十一支槍，做了分工。陳老總聽了彙報後説：“怎麼只有十一人呀?我也算一個。”他説他就站在總理身邊，最有條件保護總理了。
在周總理的十四國之行中，類似的險情已是第二次遇到了。第一次是眾所週知的迦納事件。他不顧個人安危，在迦納總統恩克魯瑪遇刺後仍然按計劃前往訪問，這在全世界都産生了重大影響。這使世人看到他的崇高品格，也看到中國對別的國家的尊重與平等看待的態度。
訪問結束，代表團到四川成都休息總結。
到了自己家鄉，陳老總特別高興。他請團裏所有人享用了一頓成都小吃宴，記得有“龍炒手”、“賴湯圓”、“千層糕”等等，非常美味。
在代表團駐地金牛壩招待所，總理不顧長途跋涉的疲勞，認真地回憶了這次出訪的全過程，並向代表團作了一次內部總結報告。總理知道我們是新華社的，就把我們叫住，説：“你們在報上登的中國藝術團訪問法國。只報了團長金仲華的名字，藝術團的成員一個也不上報。金仲華又不演戲。你們這是首長路線嘛!”我們趕忙把總理的批評打長途電話告訴當時國際部主任彭迪，提請編輯記者們改進。
總理對新華社的新聞報道，一向是非常細緻地關心的。他曾審改過我們的大量新聞稿，審稿時照例用毛筆把每一個標點都點過或改過。他曾指示我們，新聞要實事求是，不要誇大其詞，不要使用紅衛兵的語言。比如，在“反帝、反修”的高潮中，他仍然多次把送審稿件中使用的極端的形容詞和一些罵人的話勾掉或者改掉。的確，謾罵不是戰鬥。據我理解，總理提倡的是以理服人、不卑不亢、嚴謹、平實的文風，就像他在歷次外交場合的講話中所使用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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