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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非會議是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赤道線上環境幽靜的山城萬隆召開的。這是渴望主宰自身命運、團結反帝反殖的亞非國家第一次自主召開的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一個偉大的里程碑。29個亞非獨立國家的政府首腦參加了會議。我國派出了以周恩來同志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參加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但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對這次會議十分仇視，千方百計地進行阻撓和破壞。圍繞著亞非會議，除了外交上的公開談判鬥爭外，在無形戰線上的鬥爭始終是相當驚險激烈的。
1955年3月份，我國安全部門獲得情報，台灣特務機關策劃利用亞非會議的機會制訂了謀害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的計劃，代號為1。（當時宋慶齡和郭沫若同志也要出國訪問，謀害代號為2和3。）
關於中國代表團去印尼的路線，最初醞釀的方案，一是乘船，租一艘荷蘭的輪船；二是乘飛機，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飛機“克什米爾公主”號，擬飛香港—雅加達國際航線。
4月上旬，我方再次獲得確切情報：台灣特務機關陰謀利用香港機場地勤人員在飛機上安放定時炸彈。大家都為周總理及代表團的安全擔憂。這時科倫坡發起國提出為做好大會準備工作，要在緬甸開一個小型會議，邀請中國總理周恩來參加。
去緬甸同樣還是飛機和航線問題，因為時間緊迫，決定另包一架印度飛機，改飛北線（昆明—仰光—雅加達），並先行試航。4月7日，由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同志、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李福坤同志送周總理到昆明，等待試航結果。在4月9日下午，終於傳來了試航成功的喜訊，我們非常高興，經研究決定代表團走北線。周總理在昆明給鄧穎超同志打了電話，説他雖然不乘“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走，但先行到達香港的其他幾位同志要乘，請她轉告羅青長同志研究清楚情況後，由外交部通知英國臨時代辦杜維廉，要求務必保證中國人員的安全。根據總理指示，外交部緊急約見了杜維廉，將我方所獲的情況告知，並提請香港當局立即採取有效措施，保證中國代表團的安全。
4月11日下午接到北京電話，報告“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掉聯繫，並有外電報道説聽見南海有一大的爆炸聲……這天大家連晚飯都沒有吃好，等待“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的消息。晚上接北京電話説：“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起飛後發生爆炸，在南海墜毀，機上的中國代表團8名工作人員和越南代表團1名工作人員以及同機前往的波蘭和奧地利的2名記者，共11人全部遇難。
這是個沉痛的事件。經調查，當中國代表團改線的決定正式告知英國當局並公諸於眾後，台灣特務機關隨即撤銷了在香港暗殺周恩來的計劃。由於我方先行到達香港的部分代表團人員是乘坐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特務分子仍然沒有放過進行破壞的機會。一名特務偽裝加油工，趁為飛機加油的機會，將一枚定了4個小時的炸彈放進了飛機。當飛機飛行到納士納島附近上空時爆炸。
此事件發生後，周總理非常氣憤，4月15日在仰光同尼赫魯總理專門談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爆炸問題。周總理提議，由印度方面派一名官員，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調查處理這一事件。最後由印度情報局副局長高斯和我方熊向暉共同到香港進行調查處理。經過尖銳的鬥爭和反覆交涉，在大量的證據面前，英國當局終於承認這是一起以周恩來和亞非會議為目標的政治謀殺案。
正在這緊張時刻，總理的警衛秘書何謙同志患急性闌尾炎住進了醫院，警衛工作除姚力同志帶二三個人打前站已到雅加達外，當時總理身邊只有我一個人了。同志們都十分擔憂總理出國後的安全，鄧大姐為此寫信給總理表示惦念之情。總理平靜地對代表團及當地同志們説，我們是為了促進世界和平，為增進各國人民對新中國的了解和友誼而來，即使發生了意外也是值得的，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他在給鄧大姐復信中説：感你的好意和諍言，有這一次教訓，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準備的仗，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後行。望你放心。11日晚，中央做出緊急決定，派楊奇清同志以代表團顧問身份去印尼，全權負責會議期間的安全警衛和情報工作，並增派警衛局副局長李福坤同志為總理警衛，要求絕對保證中國代表團和周恩來同志的安全。外交部緊急辦理好楊奇清、李福坤二人的護照專程送到昆明。由於情況緊急，李福坤同志來不及做衣服，只好將就用何謙的行裝。
4月14日，周總理不顧個人的安危，仍按原計劃率代表團迎著南國的酷暑，毅然踏上飛往千島之國的航程。在仰光停留兩天，周總理同緬甸總理吳努、印度總理尼赫魯和埃及總理納賽爾舉行了會晤。4月16日，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及代表團全體成員從仰光飛往雅加達，又發生了一個意外。當飛機飛到新加坡上空時，遇到了雷雨區，因代表團乘坐的另一架“空中霸王”號飛機，係中型無密封，不能飛越雷雨區，只得被迫降落。當時新加坡尚未與我國建交，對機場情況又一無所知，我們都很緊張，主要擔心代表團的安全問題。楊副部長和我們研究的意見，決定都不下去，在飛機上等候。周總理和陳副總理同意我們的建議。當飛機停穩後，機場老闆親自登機邀請周總理到休息室休息。總理接受了老闆的邀請。當步行至休息室門口時，廖承志同志一眼就發現了兩名面孔熟悉的國民黨特務等在那裏。進休息室後，廖承志同志向我們説，要特別注意那兩個人。由於情況比較緊張，決定我在裏邊，李福坤同志站在門口。然而周總理卻泰然自若，沉著冷靜，一邊吃著老闆親自送來的茶點，一邊與麥克唐納總督閒談。就這樣在新加坡機場停留了近兩個小時，飛機才重新起飛。而那兩名特務也走了。
到達雅加達時，中國代表團受到了印尼人民與眾多華僑的熱烈歡迎，沿街人山人海，他們揮舞著兩國國旗，喊著“中國萬歲”，“周恩來萬歲”的口號。同時也有一小撮壞人夾雜在隊伍中騷擾起鬨，並呼喊反動口號。美國還派了一個龐大的成員複雜的新聞記者團，國民黨也派了特務煽動少數反動分子進行搗亂。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一是將所獲情報通報給印尼政府；二是明確提出代表團的安全完全由印尼負責。據我們所知，印尼政府採取了臨時拘留嫌疑分子的措施。
會議開始後第三天（4月20日），我國駐印尼使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的原文如下：
“敬啟者：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尼大使注意，中國國民黨駐雅加達直屬支部，于本年三月初旬奉台灣總統府之命組織二十八人之敢死暗殺隊，準備謀殺將赴萬隆參加亞非會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周氏。
暗殺隊于三月十日在紅溪黨部組成，參加者皆為前中國國民黨逃亡印尼的中低級軍官，每人皆持美國大使館發給之無聲手槍及印尼幣二十萬盾，事成後，每人加給二十萬盾，打中周氏者加給四十萬盾，本月十九日在紅溪黨部開最後一次會，將決定出發日期。
有關亞非會議地形，于本月一日至五日調查清楚，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尼大使通知治安當局把它一網打盡，保全周氏。
反省過來的暗殺隊員××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
這封信，送陳毅副總理看後，他説：“他們還要搞暗害，你們先研究個意見。”於是，由黃鎮、楊奇清、陳家康和警衛組同志一起研究後，提出一是向總理報告，同時向印尼政府提交備忘錄；二是加強隨身警衛工作。總理同意遞交備忘錄，並説中國代表團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負責，要求印尼政府進一步採取有效措施。楊奇清副部長同黃鎮大使一起向印尼外交部遞交了備忘錄。
在代表團內部召開了緊急動員會，陳毅副總理講了話，要求全體同志人人都做保衛工作，他説：“我也是總理的警衛員。”楊奇清同志做了內三層、外三層、內外結合的具體而詳細的佈置。有一次，總理去會見幾百名記者，要經過一個人員複雜的地段。楊奇清同志便指定康矛召、申健二同志走在總理的前面，他説，你們倆是外交官，能聽懂外語，而且身高體壯，萬一有情況你們也可以擋一擋。就這樣，總理每次出門，除已有的保衛部署外，還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特殊的安排，通過我駐印尼使館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及有組織的向進步華僑做工作，加強了各方面的防範措施。
當時，印尼政府派一名陸軍上尉為隨身安全官，護衛摩托7輛，由一名排長負責，專車司機是運輸公司派的一名50多歲的老頭兒。提起司機老頭，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據使館同志介紹，當時一説給中國代表團周恩來開車，有4個人都搶著要來，最後4個人抓鬮，結果老頭抓到了。根據情況，我們給他們做了幾條規定：一是團長的車工作完了要停在代表團住地；二是司機和隨身警衛白天工作完了原地休息，可和代表團工作人員一起吃飯；三是其他人工作完了可以回去。同時，十分注意關心他們的生活和休息，請他們吃中國飯，楊奇清同志還代表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向他們贈送了紀念品。這使他們十分感動。老司機和安全官説，我們活了這麼大歲數，沒見過像中國總理這樣卓越的人物，也沒見過像中國代表團這樣平易可親的高級官員，我們衷心地願意為中國代表團服務好。
4月24日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一天，亞非會議一致通過了決議，發表了《亞非會議最後公報》。幾天來，總理過度勞累，我們心裏都十分焦慮不安。常常是一整天的會議後，還要會見各國代表、進步華僑和新聞記者，各國代表團相互宴請活動又很多，還要徹夜辦公至天亮。每次總理一齣會場，就被數十名記者和群眾包圍，請求籤名，有的擠在總理身旁讓別人拍照留念。這一天因為是會議的最後一天，再加上會議的緊張氣氛，等在外邊的記者和群眾特別多。就連總理抽空吃點心時，也有幾十人圍在他身邊，雖然不能簽名，便輪流站在總理身邊請人拍照留念。
與會的一個國家的總理説，只有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這樣偉大的總理；萬隆會議閉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幟將永遠在亞非人民的心中飄揚。閉會的那天，有十多個國家代表團邀請中國代表去參加他們的慶祝酒會。儘管周總理10多個小時沒休息，此刻卻精神振奮。他在一個多小時內竟連續出席了幾國代表團的酒會。我們也都沉浸在歷史性的歡樂之中，幾天來的疲憊之感頓時煙消雲散。當時，我算了一筆賬，在亞非會議的7天裏，周總理總共只睡了13個小時的覺。我們擔任警衛工作的同志比總理睡得多，但也從未脫過衣服，只是在沙發上靠一靠或躺一躺。我跟隨總理20多年，最緊張的時刻就數萬隆會議的7天。
以周總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在亞非會議上所做的傑出貢獻已載入史冊。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上遇難的烈士們將永遠為世界熱愛和平的人們所紀念。正像總理所預言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萬隆會議制定的各國和平相處、發展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精神，將更加深入人心，發揚光大。周總理的工作精神不僅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裏，而且全世界人民都不會忘記他對人類進步事業做出的不朽貢獻。
（本文出自世界知識出版社所出《萬隆精神 普照大地——紀念亞非會議50週年》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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