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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15日，中國政府代表團終於回到了離別3個月的北京城。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早已在首都機場與各界群眾一道迎接代表團的到來，晚年的毛澤東，很少到機場去迎接出訪歸來的黨政領導，對周恩來來説，這是毛澤東難得的一次親自到機場迎接，足見非洲之行的重大意義。
回國以後，首要任務是對此次出訪作出總結，向中央作報告，此次首訪非洲，非同尋常，要作報告，亦非易事。2月9日，在代表團中途回國休息期間，周恩來曾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發電説明情況：
“歸來已四日，本擬寫系統報告送中央，因環境突由緊張而鬆弛，反而睡眠不好，連電話都未打給尚昆同志，報告也就未能著手。
現離再度出國還有五天，擬先草一報告大綱並與陳毅等同志商定後即先電中央，全面報告待下次歸國後再寫。請中央予以批准。”
可見，訪非之緊張和報告之不易。按周恩來意，訪非報告大綱應在訪亞洲三國之前寫出報中央，但代表團在昆明稍事休息後，又趕往成都與各界群眾歡度春節，因此直至出訪緬甸的前一天，報告大綱仍未寫出。周恩來和陳毅只好又電中央説明情況：
“訪非報告大綱尚未寫出。明日即將首途續訪亞洲三國。3月1日回國，經大家商定．擬仍來成都小憩，並寫成報告提綱。”
報告“難産”，除了時間緊張、諸事纏身等原因外，還因為這次訪非是一次豐富、生動且意義深遠的出訪，必須安下心來寫作。
3月1日，代表團由亞洲三國回來時，周恩來與陳毅商定：索性寫成訪問十四國的報告，一起報中央。3月6日，周恩來和陳毅在成都召集我部分駐外使節座談會，總結訪問十四國，重點是訪問非洲十國的情況。
回到北京以後，這份出訪報告更是緊鑼密鼓地趕寫。周恩來還多次與陳毅及外交部的有關人員討論、修改。3月29日，《關於訪問十四國的報告》終於擬就。
1964年3月30日、31日兩天，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召開聯席會議，聽取周恩來作長達15l頁的《關於訪問十四國的報告》。
這是怎樣一個報告?以致于我國最高權力機構和最高行政機關的官員們一連聽了兩天仍不感到厭倦?
報告講了五大部分：(一)訪問的經過和收穫；(二)阿爾巴尼亞之行；(三)非洲的革命形勢和任務；(四)南亞三國之行；(五)我們對亞非國家的政策和任務。
題目本身並不吸引人。引起人們興趣的是報告的內容。人們當時對非洲極其陌生，很想了解這塊大陸，也想得知中國政府代表團進入非洲後那裏的官方和人民的反應。更感興趣的是，周恩來在這一報告當中，加進了訪問中的許許多多情節、所發生的趣事奇聞、所引發的各種感慨等等，使得報告生動、活潑，有血有肉……
令大家感到另有含義的是，周恩來把這次跟隨出訪的3位翻譯請到了會場，坐在顯眼的位置。他在全國人大常委和國務院全體委員面前，異乎尋常地稱讚了翻譯人員，給了他們最高的地位。他專門引發了一大段報告詞：
“我還要提到翻譯人員，翻譯人員不僅是翻譯，還可以作政治工作。我要特別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請了三位翻譯來，特別是前兩位，一位是齊宗華，一位是冀朝鑄，冀朝鼎的弟弟。一個是法文翻譯，一個是英文翻譯，另外一位是阿爾巴尼亞文的翻譯，叫范承祚。我們要是沒有他們三個人，那就寸步難行，相對無言，根本説不了話。我們這些工作，不經過他們三位，就根本做不成。而他們三個人，如果在政治上不發展，就翻譯不好。不僅文字上要好，還得政治強，才能把我們的話翻譯出來。而中國的話，又是沒有什麼章法的，一個人一個説法，我一個説法，陳總一個説法，我們兩個人的口音又不同，説話的方式也不一定都同，他都翻譯出來，而且意思不走。所以，沒有政治上的發展是不行的。所以我説，翻譯工作是最有政治發展前途的工作。”
這些被周恩來稱讚和舉薦的，政治上和文字上都強的翻譯人員，後來都成了很有發展前途的人，其中，那位叫“冀朝鑄，冀朝鼎的弟弟”的人，後來成為中外聞名的外交家、政治家，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
接著，周恩來又動情地歷數了與自己共過事的翻譯：
“與我共事的翻譯有五代：第一代是黃華，第二代是龔澎，第三代是章文晉，第四代是浦壽昌，第五是冀朝鑄。這是講的英文翻譯。他們都是向政治方面發展，這個是必然的。所以，應該培養廣大的翻譯；現在翻譯太少了。跟我們的國家大不相稱，七億人口才這麼幾個翻譯，我想起來就難過……”
周恩來所點的這些翻譯，都是世界熟知的中國外交家。在共和國總理眼中他們得到如此高的地位，他們倍受鼓舞。
首訪非洲十個國家以及其他亞歐四國，“前後共經歷了七十二天，行程十萬八千里”(周恩來語)，終於完成了它偉大的歷史使命和外交使命，儘管周恩來謙遜地説：“我們這一次去訪問，可以説是走馬觀花，去做探路的工作。”但是他仍然充滿信心地預言：
“這個探路的工作可以為以後的政府的、民間的、從各方面去的人打開一個關係，所以，這個影響會跟著以後的工作越來越發展。”
歷史，印證著偉人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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