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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3月1日，周恩來用兩個多月時間出訪亞非歐十四國。
進入五十年代末，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到1963年底，非洲的獨立國家已有34個，中國已同12個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這時，美國、蘇聯以“經濟援助”、“技術合作”為名，加緊對非洲國家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滲透，並挑撥這些國家同中國的關係。在錯綜複雜、激烈動蕩的國際形勢面前，作為政府總理的周恩來出訪這些國家，支援它們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爭，打破美國、蘇聯、印度企圖孤立中國的局面，便提到中國外交工作的重要日程上來。
周恩來一行，是在12月13日下午飛離昆明的。陪同周恩來出訪的有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陳毅等，14日中午抵達阿聯首都開羅。在披上節日盛裝、飄揚著兩國國旗的機場，周恩來受到熱烈歡迎。群眾高舉的橫幅標語上寫著：“阿聯的朋友周恩來，歡迎你”，“阿聯和中國的友誼萬歲。”
當晚，納賽爾總統設宴招待周恩來，納賽爾懷著真摯的感情説：“我親愛的朋友，你在這裡將會看到有許多人早就期待著你們前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訪問；你將會看到，他們全都對偉大中國的革命和她的決定性勝利懷著無限的欽佩和讚賞。”
17日，在塞得港市市長馬德丁·魯什迪舉行的歡迎會上，周恩來盛讚阿聯人民保衛塞得港、保衛蘇伊士運河的英勇鬥爭。他説：“帝國主義要霸佔蘇伊士運河，阿聯人民把他們打敗了。帝國主義説阿聯人民不會管理蘇伊士運河，阿聯人民把這條運河管理得更好了。帝國主義破壞了塞得港，阿聯人民把這個城市建設得更美麗了。”
12月21日下午，周恩來一行飛抵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這是一座傍山而建、俯視藍色地中海海面的秀麗山城。訪問中，周恩來同阿爾及尼亞總統本·貝拉進行會談。
12月27日中午，周恩來抵達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開始為期三天的訪問。
年僅34歲的穆萊·哈桑二世國王承襲摩洛哥民族熱情好客的傳統，特意將自己在王家公園內的豪華別墅———和平宮讓出來給周恩來下榻，並親自在和平宮迎接。
進入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我國國內正在從事開發石油的大會戰。繼在阿聯、阿爾及利亞參觀現代化煉油廠以後，周恩來在摩洛哥又興致勃勃地參觀了義大利、法國幫助建設的一座煉油廠。回國後，周恩來立即指示石油部派出一位總工程師前往摩洛哥考察。十天后，周恩來和陳毅聯名，把出訪阿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所看到的這些情況，專門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這些國家用外援興建或接管的新工業，都採用現代化的設備，特點是投資少、設備新、自動化程度大、收效快、用的勞動力少。這對於我們進口工業裝備和進行援外工作，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
結束摩洛哥之行後，周恩來等在12月31日開始到地中海北面的陳爾巴尼亞訪問。他同霍查、謝胡等阿爾巴尼亞黨政領導人舉行了八次會談，就國際形勢和兩國經濟建設中的問題交換意見，還訪問了斯庫臺和發羅拉等城市。兩國總理共同簽署了《聯合公報》。
接著，周恩來從阿爾巴尼亞飛回非洲，訪問突尼西亞。中國和突尼西亞過去相互都缺乏了解。為了深入探討對方所關心的一些敏感問題，中國方面建議，由周恩來同突尼西亞總統布爾吉巴進行單獨會談，以增進相互間的了解。
1964年1月9日下午，周恩來在會談中提出在國際會議上要努力尋找共同點的問題。他説：“不論什麼國際會議，只要能找到共同點就有意義。亞非國家有共同目標，這就是擺脫殖民主義強加給我們的落後狀態，實現經濟發展，促進友誼。不論各國屬於什麼制度，只要這個制度是人民自己選擇的，亞非各國之間就一定能找到共同點。”“我們這次訪非是為了尋求友誼與合作，我們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願意和突尼西亞發展友好關係。”
周恩來“求同存異”的精神終於打動了布爾吉巴。布爾吉巴説：“我同意周恩來總理求同存異的方針，我們還是要反帝反殖。突尼西亞需要偉大的友誼，並一定要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就在這一天，兩國關係獲得突破性進展，中國和突尼西亞的《聯合公報》正式宣佈：“決定兩國建立外交關係。”
1月10日深夜，周恩來離開突尼西亞，向南飛越世界面積最大的撒哈拉沙漠，開始對西非三國訪問。11日上午，抵達迦納共和國首都阿克拉。
迦納是西非第一個衝破殖民主義枷鎖獲得獨立的國家。克瓦米·恩克魯瑪總統曾向中國駐迦納大使黃華提出希望周恩來出訪西非時首先訪問迦納的要求。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物質力量有限，但仍願對這些新獨立的經濟同樣落後的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見效快的、同受援國國計民生關係密切的經濟和技術援助。1月15日，周恩來同恩克魯瑪會談時，提出了中國政府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並在答迦納記者問時向國際社會宣佈：
中國政府在對外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的時候，嚴格遵守以下八項原則：第一，中國政府一績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對外提供援助，從來不把這種援助看作是單方面的賜予，而認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國政府在對外提供援助的時候，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第三，中國政府對無息或者低息貸款的方式提供經濟援助，在需要的時候延長還款期限，以儘量減少受援國的負擔；第四，中國政府對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國對中國的依賴，而是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第五，中國政府幫助受援國建設的項目，力求投資少，收效快，使受援國政府能夠增加收入，積累資金；第六，中國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産的、品質最好的設備和物資，並且根據國際市場的價格議價。如果中國政府所提供的設備和物資不合乎商定的規格和品質，中國政府保證退換；第七，中國政府對外提供任何一種技術援助的時候，保證做到使受援國的人員充分掌握這種技術；第八，中國政府派到受援國幫助進行建設的專家，同受援國自己的專家享受同樣的物質待遇，不容許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周恩來提出的中國政府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成功地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十項原則的精神運用到對外經濟關係中。它同帝國主義國家以實現政治控制和經濟控制為目的的“援助”有根本的區別，為開展新型的國際經濟合作提供了基本準則。
1月16日上午11時，周恩來抵達馬利共和國訪問。
1月21日，中國和馬利政府發表《聯合公報》。中國政府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正式寫進公報中。
21日上午8時半，周恩來“滿載馬利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並留下“獨立和自由的亞洲和非洲，一定能夠一天一天繁榮富強起來”的祝福，飛離馬利，前往幾內亞共和國訪問。10時，抵達幾內亞首都科納克裏。沿途受到科納克裏群眾傾城而出的歡迎。
蘇丹位於非洲東北角的紅海之濱，是非洲面積最大的國家。27日下午3時，周恩來一行抵達蘇丹首都喀土穆。蘇丹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率領蘇丹高級軍政領導人前往機場迎接。這天晚上，通曉中外歷史的周恩來在阿布德為他舉行的國宴上講話時，從中國和蘇丹兩國人民有著深厚友誼的角度，讚揚蘇丹人民懲罰了中國和蘇丹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英國侵略軍軍官查爾斯·戈登。戈登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曾參與英法聯軍火燒北京圓明園的活動。1874年，他被英國派到蘇丹擔任總督。1885年，蘇丹人民起義軍在民族英雄馬赫迪率領下，攻克喀土穆，戈登在總督官邸被起義軍用長矛刺死。
1月30日上午，周恩來啟程前往衣索比亞帝國。七十多歲的海爾·塞拉西皇帝邀請中國政府總理來訪，但又迫於美國的壓力，把會談地點安排到遠離首都的北部城市阿斯馬拉。阿期馬拉坐落在海拔二千四百米的高原上。按照國際慣例，這樣做是不禮貌的。但是，周恩來充分體諒東道主的難處，決定前往阿斯馬拉。
會談中，塞拉西皇帝指責中國在衣索比亞、肯亞同索馬利亞的邊界爭端中支援了索馬利亞，理由是“中國援助索馬利亞”，“索馬利亞會利用中國的援助來反對衣索比亞和肯亞”。周恩來耐心地解釋説：“我們一向堅持萬隆會議精神，我在同索馬利亞總理的談話中，一再強調了我們對埃、索爭端採取不介入的立場。”
周恩來通情達理的一席話，驅散了籠罩在塞拉西皇帝心中的陰影。他表示感謝周恩來的承諾。
這以後，塞拉西皇帝努力推動中埃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兩國終於在1970年正式建交。
2月1日中午，周恩來抵達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沙，受到阿卜迪拉希德·阿裏·舍馬克總理和首都市民載歌載舞的歡迎。這天晚上，在舍馬克舉行的國宴上，周恩來追溯了中索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他説：“十五世紀中國的大航海家鄭和，在他著名的遠航中，曾多次訪問過摩加迪沙和索馬利亞的其他地方。在此期間，也曾有過索馬利亞的友好使者到中國進行訪問。所有這些歷史上的友誼的佳話，為中索兩國人民世世代代所傳頌。”
周恩來出訪的十個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幾乎都十分關注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在索馬利亞時，周恩來再次重申中國政府的堅定立場：雖然承認中國已成為一種趨勢，但“聯合國是否能多數支援恢復中國合法權利並且驅逐蔣介石，那還不能肯定”。他斬釘截鐵地説：“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只要中國共産黨在領導，我們絕不會承認把台灣割出去！”
周恩來這次出訪，舉世矚目，是一次伸張正義、扶弱抗強的壯舉，是中國發展同亞非國家友好關係的又一個重要里程碑。特別是周恩來提出的中國處理同非洲國家、阿拉伯國家關係的五項原則和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在國際上産生了巨大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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